田青： 玉楼耸峙霞光绚烂——吴玉霞的艺术生涯

2018年5月23日上午，“吴玉霞乐坊”与“莫言书院”、“田青书院”、“杨飞云画室”、“田黎明画室”、“何家英画室”、“赵建成画室”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起揭牌成立。在我国主流艺术圈和官方机构里，以艺术家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还不多，玉霞辞去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职务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没有多长时间，能够为她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室，是国家艺术机构对她艺术生涯和社会影响的高度肯定，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对她给予的巨大期待，希望她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更充分地发挥她的才华和智慧，为我国的文艺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今年吴玉霞获得“杰出民乐演奏家”的荣誉，以我和她及她家多年的交情，以我对她的理解与欣赏，我实在应该好好写写这位在中国琵琶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位当今琵琶界的“一姐”。其实，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写过有关她的评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曾经在一篇提倡中国民族音乐“新古典主义”的文章中勾勒过这位琵琶才女舞台上的辉煌：

“吴玉霞的琵琶独奏曲《霸王卸甲》可以说是经典传统曲目的代表。从乐曲到演奏，都称得上精品。吴玉霞多思敏求，懂得“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舞台下、生活中注意多方面吸收艺术营养，使她的演奏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她的艺术气质越来越有一种“儒雅”的风范。她演奏的《霸王卸甲》恢弘处大气磅礴，细腻处委婉幽邃，层次丰富、对比强烈、张弛合度，有一种大家气象，听得出是用过心、动过脑的演奏。此外，她技术全面，心理素质强，感情机智敏锐，能在音乐中浑然忘我，做到心与弦共振，情与乐交融。如她在演奏《楚歌》一段时，琵琶的长轮既有功力又极富感情色彩。一般来讲，轮指的基本要求便是“均匀”，即要求在一个单位时间里所连续奏出的乐音其时值完全相等。但她的这一段长轮，却完全“得心应手”地以感情的节奏来带动音乐的节奏，有的音一跃而出，像熟透的坚果锵然落地时迸裂的一瞬；有的音苦苦挣扎着踉跄而出，像蛋壳里的小鸡费力啄破蛋壳，才终于见到光明。不均匀的长轮中，每一个音都充满了个性，都带着生命；那一串既连贯、又颗颗独立的乐音像从机枪中射出的子弹一样，带着锐利的啸声击穿了听众的感情屏障，击中了听众的心。她演奏这段轮指时的“涩”感，让我联想到书法中写草书时运笔的疾徐、轻重的变化。草书当然要顺畅连贯，但却忌过于流畅；太流畅了，字便飘，便轻浮无力，所以讲究“涩”，讲究笔在与纸的吃力的摩擦中推拉出力度来。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有心，便会觉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1]

20多年过去了，当我重读自己曾经写过的这段文字时，我仍然能忆起当时那个在舞台上绽放着无穷魅力的演奏家的形象，忆起当时被她的音乐“击中”的感觉，而那波涛般一浪接着一浪澎湃而来的音乐，也似乎一直在耳畔激荡。

要全面总结吴玉霞的艺术生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以往一些大家对她评论的文章摘要“串烧”在一起，这不但最有说服力，也可以充分反映中国音乐界对她的“共识”和“一致”的评价：

上个世纪90年代，民族音乐界的老前辈、已故的朴东生会长如此概括吴玉霞锲而不舍、刻苦磨砺的学习历程：

“任何一位真正的成功者都有一段艰苦漫长的奋斗历程，吴玉霞也不例外。她并非是通过一次演出一夜成名的幸运儿，她所付出的艰辛与其成功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正比。她是20余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刻苦磨砺，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间断地苦练才取得成功的。

1980年上海举行的全国琵琶独奏比赛，赛前需要在北京进行选拔。当年20岁的吴玉霞参加了这次角逐，高手如云，竞争激烈，能参加只有几个名额的北京代表队赴沪参赛谈何容易！我荣幸地担任了这次北京选拔赛的评委，记得当时她的排名并不在前列，但她演奏得细腻、沉静，心理素质较好，经综合平衡作为选手参加了北京代表队并在上海以完整出色的演奏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这次大赛对吴玉霞来说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她人生旅途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吴玉霞深深懂得珍视、珍惜、珍重自己艺术里程中的每一次机遇。在荣誉面前她没有自我陶醉或满足，反而在与同行相比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差距。她平时更加刻苦练习，注重积累，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扎实而充沛的实力去迎接新的机遇，一旦机遇来临，又能沉着面对，从容把握并能适度得体的发挥，因而才能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一次次的进步与成功。1980年上海获奖之后，她给自己选定了一个更高更难的训练计划和奋斗目标。她更加顽强的加倍苦练，强烈的求知欲促使她如饥似渴地广泛求师学艺，磨练高难技法，丰富扩充演奏曲目，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在长期艰苦的实践过程中，她终于走出了一条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艺术道路。

继1980年之后，她又多次在全国各类民族器乐比赛中获奖：由于品学兼优，业务突出，1982年从北京舞蹈学院调入中央民族乐团；1984年明智的乐团领导看到了她的资质与潜能，对她着力培养，送她到中央音乐学院脱产学习。1987年由于她突出的贡献与突出的表现，被文化部评为首批“尖子演员”。面对每一次难得的机遇，面对每一次接踵而来的荣誉或桂冠，她都能冷静地以平常人的平常心正确对待，她不看当时如何，她想的更多的是今后如何。她这种超常的平静，是与她那淳厚、朴实的心理素质，在每一次关键时刻都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制衡作用密不可分的。从来见不到她张狂、飘飘然、忘乎所以。面对荣誉，她反而觉得压力更大，要以更好的业务技术水平和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与荣誉相称。她这种良好的心态焕发出更加强大的前进动力，使吴玉霞驶入了其艺术发展之路的快车道。

1989年至1990年她三次应邀赴日本举行“吴玉霞琵琶独奏音乐会”。两年三次连续在一个国度里举行琵琶独奏音乐会可谓特别罕见。只能说明演出十分成功，观众没听够，欢迎再来。如此密集的举办音乐会，其背后的准备要付出多大的艰辛与努力是可想而知的。1994年、1998年、2000年，她又连续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三次独奏专场，而且场场爆满。这对一位青年演奏家来说确实是创纪录的业绩。

1998年、1999年春节，吴玉霞随中央民族乐团两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除担任琵琶首席以外，均有出色的独奏表现，在全球现场直播中引起极大的轰动。吴玉霞的演奏艺术进入了日臻成熟的巅峰期。

除此而外，她还曾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林肯艺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和德国柏林广播爱乐音乐厅等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演出。在美国联合国总部大厦及为世界各国元首演出等等。在这些盛大的场合，吴玉霞均以中国最重要的演奏家身份做了技艺精湛的独奏表演。这一切对一位年轻的演奏家来说是绝对难得的殊荣，也许是中国当代音乐演奏史上独一无二的辉煌经历。

机遇不是“幸福雨”天天降临；机遇也并非是幸运儿的“专利”。她属于那些刻苦钻研、苦学苦练、不断全面增进学养、注重艺德，并持之以恒严格要求自己的“苦心人”。吴玉霞正是以此为本，所以才迎来一次次珍贵的机遇，并称为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为了应对频繁的各类演出，需要大量不同风格、不同类别的曲目，借此才能达到久演不衰，保持舞台艺术效果的完美。她除了广泛联系作曲家为琵琶作曲并热情担任首演而外，自己也潜心研究创作并写出数首很见水准的琵琶曲，如《律动》《风戏柳》《听雨》《故园情》等。除作曲外，吴玉霞还写了一些艺术随笔，如《东瀛琵琶行》《中国音乐的魅力》《25年追寻的梦》《采撷生活的旋律》等。她还坚持写演出笔记，随时总结自己的经验与不足。她并非是专职的独奏家，作为乐队的演奏员，需要经常性的排练，大量频繁的海内外演出，于舟车劳顿中还不能中断练功，她居然还能挤出时间读书写文章、作曲！

看来，吴玉霞确是以其超人的精力，勤奋地苦斗，才赢得了成功，才能在其艺术巅峰时期持续而稳定的傲然屹立。”

1994年10月7日晚，为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辰2545周年，吴玉霞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以《千秋颂》为主题的独奏音乐会，在聆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乔建中用热情的笔触抒发了吴玉霞的音乐带给他的激动和思考：

 “在传统乐曲与当代新作之间，传统曲目内部、当代新作内部之间，相互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例如，《汉宫秋月》与《春秋》二曲，前者是宫内妃妾哀婉凄切的独叹;后者则是纵横裨阖、刀光剑影、千军万马般的呼啸;前者如一幅清淡的水墨，后者是浓笔重彩的历史长卷;“汉宫”仅描述一人，“春秋”概括了一个时代(前770—前476）;在表演形式上，“汉宫”为独奏曲，“春秋”是大乐队协奏，这种巨大的反差，对任何演奏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如果反转过来看，它又可能给演奏家提供一个充分展示其才华，以处理精当、把握准确填补艺术空间的机缘。也许吴玉霞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先有意为之进而逐一解决之。她在演奏《汉宫秋月》时，以高度的控制力，把乐曲中的幽、怨、凄、抑，一一点描得十分到位。尽管当时剧场里除琴声外绝对寂静，但从她手指下发出的音符，却似有千钧之力，捶打着每位听众的心。唤发起他们种种感叹。相反，当她最后演奏《春秋》时，同一件琵琶的共鸣箱，竟然迸发出雷电般的轰鸣，将听众带入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群雄争霸、才气横溢、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有人说，反差而造成一种张力、造成一个张力场。张力愈剧、张力场越大，艺术的表现天地也就越广阔。这次音乐会上，《汉宫秋月》与《春秋》，似乎代表了张力场的两极，其间确有演奏家纵横驰骋的艺术空间。无独有偶，若以同样角度分析《霸王卸甲》和《千秋颂》，则它们构成音乐会表演空间的另一张力场。“卸甲”在琵琶文献中属“武板曲”，任何人聆听它，都会感受到它的内在份量和非凡气度，并想起西楚霸王那两句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同的是，在吴玉霞的手指底下，“武曲”有些“文弹”，并添了些许苍凉。为什么？因为霸王固然是英雄，却是失败的英雄。把他的悲剧性经历融贯于音乐之中是很合乎情理的。同时，这种处理又自然同《千秋颂》所着意歌颂的孔子形成更鲜明的对比。霸王因他“力拔山兮气盖世”而称雄一时，但也因他勇而无谋“自刎乌江”;而孔子却是万世敬仰的哲人，他所创立的孺学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千秋颂》除具有磅礴的气势外，更突出的是宽广的气息和深沉的韵味。这一点在吴玉霞与乐队的相互配合中表现的最为充分。总之，面对乐曲之间不同的反差，吴玉霞表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控制能力，将各曲的历史内涵把握的极有分寸感。从而在总的方面揭示了音乐会主题所确定的哲理意味。对于一位青年演奏家来说，这既是一种驾驭能力，又是一种创新精神。二者得兼，确实难能可贵。

这种创造愈成功，就愈能体现出对传统的真正继承。这也正是本次音乐会各乐曲之间有那样大的反差却构成一个协和统一的艺术整体的奥秘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音乐会在一个具有当代水平的层面上，完成了传统与当代一次成功的衔接。”

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张振涛先生曾经和吴玉霞同在中央民族乐团共事，他在名为《吴玉霞：让琵琶永恒地行走》的文章中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这位琵琶演奏家给他留下的印象，并真诚地表达了对她的祝愿：

她的“琵琶行”确实是个常人难以企及的辽阔空间，仅仅列举一下那些世界一流的音乐厅就知道对“行者”的意义了：美国“卡耐基音乐厅”、联合国总部大厅、林肯艺术中心、芝加哥交响音乐厅、华盛顿艺术馆、维也纳金色大厅、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摩嘎多剧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厅、德国柏林爱乐大厅、荷兰鹿特丹“民俗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国家博物馆剧场”、挪威奥斯陆音乐厅、斯塔万格音乐厅、斯托德文化厅、卑尔根格里格音乐厅、希腊卫城“哈罗德”古剧场、日本札幌音乐厅。

游历断非常人所能及，华屋崇宇，绮室锦堂，要求站在舞台上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品次和格调。场所赋予表演者以尊严，表演者也需回报场所以光荣。越过“浔阳江头”的多瑙河、伏尔塔瓦河、塞纳河、莱茵河畔，成为她充电的一个个驿馆，游历不断矫正着艺术观。游历、品味、反刍、提升，日久天长，就铺垫出一层底色，滋生出一种气质，表现出来，就不再有囿于一地的褊狭，这样的琵琶行，就是阔展胸襟、洞开视野的世界。

重要的是，有心人将把“行者无疆”化为形而上层面的财富。现代意义上的游历，已非本土范围的品位山水的古典诗情，而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视野和胸襟以及审视中西差异、比对不同质素的独特视域，那既是生命体验，也是审美体验，更是哲学思考。她从琵琶行，获得世界观。

我们从吴玉霞的“琵琶行”中，看到了一个立足本土、连接世界的新型个案：她的手中是中国，她的脚下却是世界；手持中国乐器，脚踏全球疆域；“琵琶语”是中国的，“琵琶行”是世界的！舞台延至中国，她就成为国家艺术家；舞台延至世界，她就成为国际艺术家。梨形园径和椭圆地球重叠起来，连接中西，打通时空。通过行，获得知；通过行，获得识。她找到了整合中外、提升功力、历练品性的结合点。这就是现代“琵琶行”的意义，“琵琶行”就是“功夫在诗外”的现身说法，就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透露的文本之外的整合与交融。

使吴玉霞精神提升的动力不但来自艺术，还有社会责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中国音协理事，她在承领不同角色和社会头衔的同时，一并承担了颇费精力的义务和责任。社会职务赋予不再单纯的演奏家以更多责任，坚持传统要义，坚持职业道德，德艺双馨，成为她行为中越来越明确的意识。

宋代文人黄庭坚论诗时提出“夺胎换骨”说：辞句相同，意思已变，谓之“夺胎”；意思不变，换了辞句，谓之“换骨”。演奏家对于乐曲的演绎何尝不是如此？乐曲不变，诠释方式全然不同，可谓“夺胎”；乐曲虽变，诠释方式依然，可谓“换骨”。对于传统乐曲，前人弹的是《春江花月夜》，吴玉霞弹得也是《春江花月夜》，乐谱相同，精神不同，形相同，神不同。听众耳朵里早已储存了“经典”经验，让“语无剩义”变为“诗无达诂”，旧瓶装新酒，赋予时代感，只有靠比前人更精致的细腻和更丰富的变化。

吴玉霞有一种让琵琶于一瞬间爆发出惊涛拍岸力度的能力。在斯洛伐克，当地电视台在“国家广电大厅”前厅采访她，大概没有见过琵琶的电视台主持人示意她展示一下乐器。灯光骤然打开，吴玉霞伏在梨盘暗影中的“半遮面”，被拍摄灯骤然照亮，她手挥四弦，浑身一抖，银瓶乍泄，声如裂帛。主持人手中的话筒和摄像师手中的摄像机不禁一颤，他们怎么也没料到，“斑鸠琴”大小的梨形玉盘能如此动地翻天。我也被贯耳一扫深深打动，方才觉到，一位把生命消融在乐器中的演奏家，真的可以整个“琵琶化、乐器化”，这是千锤百炼、倾情投入、物我两忘的结果。控制乐器到了像控制肢体，自然让共鸣体飞出的颗粒如同雷霆万钧，达到音响测试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一个人把生命之气贯注到指尖上，这一触点，就是阿基米德撬动世界的杠杆支点，就是牛顿震动世界的苹果落点，就是王羲之书写《兰亭集序》和怀素狂草时运气如虹的笔尖，就是汇入针芥、心血为凝的生命支点！身躯、臂膀、双手、指尖与面板、品项、丝弦、指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化琴为身，炼丝为发，凝木为躯，通体构成一件乐器。到底是物理之弦还是心灵之弦在颤动，到底是梨形之木还是血肉之躯在鸣放，已经浑然不辨。

梨形玉盘，年年映照她的容颜，一次次音乐会，让琵琶的声响像水中波纹一样一圈圈放射。从南至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从华堂到草台。一曲弹罢，另一曲又响起，一地弹罢，又一地响起。某种程度上讲，只有怀抱梨形琵琶，吴玉霞才能找到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从琵琶出发，她可以撬动整个世界。琵琶带给她以学识、梦想、荣誉，也带给她以劳累、疲倦、责任，选择这件乐器，就是选择命运。琵琶深藏着她对自我的认识和人生态度，她用自己的“梨形资源”书写文化传承、改革开放、文化交流的历程。对于琵琶和行走，她有着非同常人的亲切和思考，坚信中国文化应该也完全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和确立自信的支点。

无疑，吴玉霞是手抱琵琶行走最远的人。

 这是一篇“串烧”性质的文章，我把我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老会长、两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加上我是三位）四位代表性的文章放在一起，彰显出中国民族音乐界对吴玉霞琵琶艺术成就的共识。在各类艺术形式中，演奏艺术的独特魅力在于在诠释音乐作品“二度创作”的行为中，其举足轻重的“创作”作用影响着作品的推广与传播。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两年“杰出民乐演奏家”评选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凸现出民乐演奏家这一职业群体是当代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华韵九芳”与新古典主义》，原载《爱乐》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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