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题是现代性视角的徐悲鸿研究。

1、现代性问题纷繁复杂，没有统一定论。本书着重现代性理解之一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路线，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为梳理线索，并认为有理由把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批判性质询精神也归入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但西方现代性的开启与成果早已不仅仅只属于西方，自由民主等人性启蒙与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现代性追求早已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化，东方世界可以在吸纳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现代性道路，西方世界也可以在反思自己以往经历并吸纳东方文明养料的同时超越自己的弊端而健康发展。东西方的对话交流才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现代性出路所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真正开篇和时代强音。反思的“五四”是中国现代性重临的起点和永恒的目标。

2、徐悲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他选择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写实主义的终极原因即是 “五四”精神洗礼的自由民主与科学之追求，晚清及至“五四”精神的现代性启蒙是徐悲鸿写实主义的思想史基础。

3、本书对徐悲鸿的艺术主张近一百年来大约遭到的四方面的批评、质疑进行了“现代性”问题纠缠的学理性清理，进行了现代艺术思想史的深入剖析。

4、以社会为己任，以公共精神的关怀者和推动者阐释、守护也改造世界之意义是画家徐悲鸿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定，其行动体现除了创作、策展外，还表现在美术教育、对美术馆的建设呼吁及艺术批评等方面。本书也从人文知识分子角度展开了徐悲鸿、林凤眠的比较研究，认为徐悲鸿是在“积极自由”中争取艺术最大贡献的一面光辉旗帜，林风眠则是在“消极自由”中取艺术宁静的一线天而留得青山的静静守夜人。

5、徐悲鸿在援引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亦寻求民族文化强盛之根，毕生提倡国家的文艺复兴。坚持文化建设、文化保藏和文化输出，他的亚洲足迹和欧洲巡展都在避免民族自卑而不成其为“被看”的“他者”形象，改写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弱势乃至失声状态，以世界性的眼光坚持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努力与第一世界建设平等对话关系，这使得徐悲鸿极富后殖民时代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