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来，藏书家又远较前代为多，其富盛名者约举如下。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一号蒙叟，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礼部侍郎。降清，授礼部右侍郎。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凤)、钱功父(允治)、杨五川(仪)、赵汝师(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宗伯)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高阁者远甚。然大偏性，未为深爱古人者有二端:一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一好自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宋版前后《汉书》钱谦益跋:“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癸未中秋日书于半野堂。”又跋:“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村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经黄尚宝购之，崇祯癸未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庚寅之冬吾家藏书尽为六丁下取，此书却在人间。……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顺治七年）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绛云楼题跋》)查慎行《人海记》卷下:“钱牧斋撰《明史》共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毕。越后日，绛云楼火作，见朱衣人无数，出入烟炎中，只字不存。”(叶昌炽曰:辛卯当作庚寅。)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余释南囚归里，尽发本朝藏书，裒辑史乘，得数百帙。选次古文得六十余帙，州次部居，遗搜阙补，忘食废寝，穷岁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为新宫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钱曾《寒食行》自注：“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第216页)王士禛《分甘余话》:“钱先生藏书甲江左，绛云楼一炬之后，以所余宋椠本尽付其族孙曾字遵王。”钱谦益藏书钤“钱谦益印”“牧翁蒙叟”“牧翁”等印记。
钱曾，字遵王，钱谦益族孙。家有述古堂、也是园，多蓄宋元佳椠。有《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久为世重。《述古堂书目自序》:“竭予二十余年之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彩，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如虫之负版，鼠之搬姜，甲乙部居，粗有条理。……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友人冯定远每戏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不能已于佞也。……世间聚散何常，百六飙回，绛云一烬，图史之厄，等于秦灰。今吾家所藏，不过一毛片羽，焉知他年不为有力者捆载而去，抑或散于面肆酒坊，论秤而尽，俱未可料。”《分甘余话》:“先生(按:指牧斋)逝后，曾尽鬻之泰兴季氏，于是藏书无复存者。闻今归昆山徐氏矣，钱曾藏书钤“虞山钱曾遵王藏书”“钱曾”“遵王”等印记。
曹溶，字洁躬，又字秋岳，号倦圃，浙江秀水人，崇祯丁丑进士，入清官至广东布政使，康熙二十四年殁，年七十三。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谓富矣。”按:世传《静惕堂书目》仅宋元人集目，王士禛所见盖亦如是。何小山《法书考跋》:“先生殁后，将旧钞宋元版书五百册质于高江村，竹诧先生倍其值而有之。”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下：“秋岳次子敬胜讳彦桓，言有宋板书一大橱，俱为成德取去。盖不敢不应也。”曹溶撰《流通古书约》，主古书流通，云“藏书家当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书，渺渺千百载，崎岖兵攘劫夺之余，仅而获免，可称至幸。又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之，谓当绣梓通行，否亦广诸好事。何计不出此，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曹溶这一主张，自较秘不示人者高出一筹，当时“昆山徐氏、四明范氏、金陵黄氏皆谓书流通而无藏匿不返之患，法最便”(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可知我国藏书家自来有开明的传统。曹溶藏书印常见者有“曹溶”“洁躬”“槜李曹氏”。
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御史。黄丕烈《季沧苇藏书目跋》:“《季沧苇藏书目》一册，其详载宋元板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于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殆尽，而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按:季氏藏宋元版、精抄本极富，为清初一大家。其《季沧苇书目》包括四部分:1.《延令宋版书目》，载221种。2.《宋元杂版书》，载812种。3.崇祯历书总目》，载33种。4.《经解目录》，载137种。总计1203种。季氏藏书钤“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振宜之印”等印记。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家有池北书库，为藏书之所。朱彝尊《池北书库记》:“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人，悉以购书。”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孔尚任《燕台杂兴》:“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王士禛一生勤奋，为官不废读书创作，著述等身，观《王渔洋遗书》数十种可知。其读书题跋，余与王绍曾师辑为《渔洋读书记》一册，凡六百四十篇，尚非其全，其博览固非常人可比。王氏藏书并不佞宋，其跋《杜诗》云：“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椠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尔。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本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池北书库藏书因身后缺乏保护，多毁于虫鼠屋漏。伦明《渔洋山人著述考》引王启汸、王启汧与黄叔琳书云:“先君平日藏书，自弃世后不思分析。因先长兄一病五年，不幸于丁未下世后，始査点三分收藏。孰知半饱鼠蠹，半坏积霖，而乘间攫去者亦复不少，及经检査，已多残缺，致使先人手泽尽付东流，可胜浩叹!”王氏藏书传世较少，这是主要原因。黄永年先生藏有明蓝格白棉纸抄本《左氏传说》二十卷四册，王士禛手跋，书中钤有“池北书库”“济南王士禛印”“王阮亭藏书记”“石帆亭图书印”“大司成章”“国子祭酒”诸印，均系王士禛藏印。
徐乾学，字原一，又字健庵，昆山人，康熙九年探花，官刑部尚书。家有传是楼，藏书之富，于毛氏、钱氏、季氏之后，为吴中之冠。黄宗羲、汪琬、邵长蘅、彭士望均尝为文记之，万斯同又有《传是楼藏书歌》长诗咏之。汪记云:“徐健庵尚书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斫木为厨，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徐釚《南州草堂集》卷二十《菊庄藏书目录自序》:“吾吴藏书之富，数十年来推海虞钱氏、泰兴季氏，近则吾玉峰司寇氏。海虞自绛云一炬，锦轴牙签，都归劫火。泰兴殁后，编简亦多散亡。惟司寇氏传是楼所藏，插架盈箱，令观者相顾怡愕，如入群玉之府，为当今第一。”徐氏有《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传世，著录宋元善本442部，依千字文诠次。徐氏藏书非但宋元旧本一时罕匹，即明代刊本亦收藏极富，黄宗羲辑《明文海》，煌煌巨编，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大半取自徐氏传是楼(参《四库提要·明文海》)。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征访遗书，两江总督高晋奏云:“徐乾学家之传是楼已于雍正十二年间不戒于火，书籍悉遭焚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81页)惟徐乾学藏书传世颇多，钤“徐健庵”“乾学”等印记，清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徐氏藏书屡见，即其一例。又陆心源《宋椠婺州九经跋》谓徐氏书经何义门介绍归怡亲王府。知雍正十二年火灾前传是楼藏书精品已大都散去。
揆叙，大学士明珠子，康熙时官至左都御史。藏书印曰“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屡见其旧藏，贵胄藏书中可与怡府明善堂交相辉映。
怡亲王府，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六十一年封，雍正八年薨，子弘晓袭封。至弘晓四世孙载垣，道光五年袭封，咸丰十一年与郑王端华、端华弟肃顺等同赐死。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一《宋椠婺州九经跋》云:“怡贤亲王为圣祖仁皇帝之子，其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中四库馆开，天下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为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书藏之百余年，至载垣以狂悖诛，而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学士绍和、常熟翁叔平尚书、吴县潘文勤、钱唐朱修伯宗丞得之为多。”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此跋“载垣”作“端华”，误，端华为郑亲王，与怡府无关。叶氏又云:“怡府藏书始自怡亲王之子，名弘晓。余闻之盛伯希祭酒云。”考《清史稿》，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六十一年封，雍正八年薨，子弘晓袭封。又考《碑传集》，何焯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则何义门介绍徐、季藏书归怡府事至少先于弘晓袭封怡亲王八年，所谓怡府藏书始于弘晓，亦未可尽信。怡府藏书传世尚多，钤“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等印。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诧，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撰《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辑《词综》《明诗综》等，皆为世重。《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予中年好钞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又《书椟铭》:“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彝尊藏书处曰“曝书亭”。子昆田，早卒。孙稻孙，字稼翁。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稼翁)晚年贫不能支，曝书亭藏书八万卷，渐致散佚。”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征访遗书，三月二十九日上谕:“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万(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三宝奏:“曝书亭家藏之书，久已散落各方，今据嘉兴县知县王士浣广行购觅，找获得有六十九种。”知当时曝书亭藏书已散去，《四库全书总目》所称“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实为嘉兴知县王士浣购觅进呈，与范懋柱、汪启淑、鲍士恭等私家呈本性质不同。曝书亭藏书钤“某(梅)会里朱氏潜釆堂藏书”“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等印记，传本尚不稀见。
汪文柏，字季青，一字柯庭，安徽休宁人，徙居浙江桐乡，康熙间官北城兵马司指挥。著有《摛藻堂诗稿》一卷、《续稿》二卷、《古香楼吟稿》三卷、《词稿》一卷、《柯庭文薮》二册、《柯庭余习》十二卷等传世，均康熙间所刊。其家藏书甚富，钤“古香楼”(朱文圆印）、“摛藻堂藏书印”“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平阳季子收藏图书”等印记，传世颇多。文柏兄文桂、森，皆喜收藏。汪森建裘抒楼，富盛名，有《裘抒楼藏书目》四卷传世。乾隆中修《四库全书》，汪如藻献书一百三十七种，即裘抒楼旧藏，如藻为裘抒楼第五代主人。
李馥，字汝嘉，号鹿山。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李中丞馥，号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举人，历官浙江巡抚。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系，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谶者。夫近代藏书家若吾邑钱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鹿山藏书传世亦多，仅此一印耳。前辈丁山教授遗书多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钤印有“曾在丁山处”，亦宏通之士。
吴焯，字尺凫，号绣谷，钱塘人，雍正十一年卒，年五十八。《藏书纪事诗》引《杭郡诗辑》注:“尺凫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故瓶花斋藏书之名，称于天下。所辑《薰习录》，则纪所藏秘册也。”按:《绣谷亭薰习录》仅存经部易类一卷、集部二卷，为解题目录，民国初吴昌绶刻入《松邻丛书》。吴焯长子吴城，字敦复，承其先业，亦好聚书，所居杭州九曲巷口，与汪氏振绮堂衡宇相望。吴城弟吴玉墀，字兰陵，一作兰林，号小谷，乾隆修《四库全书》，玉墀献书三百五种，赏内府初印《佩文韵府》一部。吴氏藏书印记有“吴焯”“尺凫”“绣谷薰习”“吴城”“敦复”“吴兰林西斋书籍刻章”等。抄本栏外有“钱塘吴氏绣谷亭钞”八字。
赵昱，字功千，号谷林，仁和人。弟赵信，字辰垣，号意林。子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书库，……其鉴别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诚夫，好事甚于其父。每闻一异书，辄神飞色动，不致之不止。其所蓄书，联茵接屋。”翟晴江《东皋诗序》:“谷林小山堂图籍，埒于秘省。益之以四明范氏、广陵马氏之借钞，加之以吴君绣谷亭之佽助，穷搜博讨，倾筐倒庋而不惜。”又《藏书纪事诗》“吴焯”条引赵昱诗自注:“绣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钞，予所藏多绣谷亭本。”小山堂抄本久为世重，版框外或版心有“小山堂钞本”五字。其藏书钤“小山堂书画印”等印记。
孙从添，字庆增，号石芝，常熟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年七十六。善医，喜藏书，藏书处曰上善堂。有《上善堂宋元版精钞旧钞书目》，著录宋版55、元版76、名抄89、影宋抄72、旧抄145、校本36，都473种。尝著《藏书纪要》，久为传诵，自序云:“余无他好，而中于书癖，家藏卷帙，不下万数，虽极贫，不忍弃去。数年以来，或持橐以载所见，或携箧以志所闻，念兹在兹，几成一老蠹鱼矣。”黄丕烈《藏书纪要跋》:“孙庆增所藏书，余家收得不下数十种。”其藏书印曰“孙从添印”“庆增”。
汪宪，字千陂，号鱼亭，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官刑部陕西司员外郎。《杭郡诗辑》注云:“鱼亭性耽蓄书，有求售者，不惜丰价购之，点注丹黄，终日不倦。乾隆三十七年诏求遗书，其长君汝瑮以秘籍经进。御题《曲洧旧闻》《书苑菁华》二种，恩赐《佩文韵府》一部。”按:汪汝瑮进书219种。汪宪又有子汪璐，辑《藏书题识》五卷传世。璐子诫，乾隆五十九年举人，尝撰《振绮堂书目》五卷，著录藏书三千三百余种，计六万五千卷(《藏书纪事诗》引《杭郡诗辑》)。诚子远孙，字久也，号小米，著《国语明道本考异》四卷、《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等，务为根柢之学。远孙妻梁端撰《列女传校注》七卷《续》一卷。远孙弟迈孙、通孙编有《振绮堂简明书目》，即民国十六年罗振玉排印之《振绮堂书目》，著录宋元刊本、抄校稿本及普通书共2798种。汪氏藏书盖散于咸丰间太平天国战乱。汪氏藏书钤有“汪鱼亭藏阅书”印记，丁氏八千卷楼收得不少，《善本书室藏书志》多有著录。丁氏藏书印有“八千卷楼藏阅书”“嘉惠堂藏阅书”，想不无效仿汪氏之意。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与修《四库全书》，官至内阁学士。工诗、书，精鉴藏。尝得宋刻施氏、顾氏《注东坡先生诗》，因名其室为“宝苏室”，每年东坡生日，设奠祭之。当时名流雅士七十余人竞相题诗作跋，甚至绘图于护页。翁方纲还把肖像绘于卷前，吴郡张埙撰像赞，曲阜桂馥隶书书写。光绪末，其书辗转归湘潭袁思亮，袁宅失火，家人急救出，幸仅伤及四周，后归张珩，张氏倩良工修治，年余方毕，略复旧观。抗战中，张氏书售归中央图书馆，现存台北。
卢文弨，字绍弓，余姚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精校雠，撰《群书拾补》，为校勘名著。藏书处曰抱经堂。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抱经先生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奉廪修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钞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按:抱经堂藏书因卢文弨丹黄雠勘，久为世重，所谓名家批校，卢校即其一家。钤“卢文弨”“弓父手校”“武林卢文弨家经籍”“武林卢文弨手校”“卢文弨字召弓”“文弨校正”“抱经堂印”“抱经堂写校本”“抱经堂手校”等印记。标榜手校，足见其志趣所在。
卢址，字丹陛，一字青崖，乾隆间鄞县人。藏书处曰抱经楼，与卢文弨抱经堂有浙中东西两抱经之目。钱大昕《抱经楼记》卢君青崖，诗礼旧门，自少博学嗜古，尤善聚书。遇有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朋旧得异书，宛转借钞，晨夕雠校。搜罗三十年，得书数万卷，为楼以贮之，名之曰抱经。”《鄞县志》云:“(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氏之资。”按: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征访遗书，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章有“鄞县贡生卢址呈邀遗书二十余种”等语，知卢址亦尝进书，盖以数量不足百种，未得于《总目》中著其姓名。抱经楼书约在清后期散出，钤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抱经楼”印记，传世颇多。
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大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安徽学政。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购访遗书，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上《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提出四条建议:一、“旧刻钞本，尤当急搜”;二、“金石之刻，图谱之学，所在必录”;三、“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四、“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在第一项中提出“官钞其副，给还原书”，第三项中提出《永乐大典》“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第四项提出仿《七略》《崇文总目》，“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均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纂修《四库全书》之主要纲领，或谓纂修《四库全书》实导源于朱筠此奏，不无道理。筠广交文人学士，助人为乐，王念孙、汪中、章学诚、黄景仁等，困难时均尝受其帮助，又奖掖实学，为乾嘉学派中一领袖人物。朱筠藏书处曰椒花吟舫。朱珪《先叔兄墓志铭》云:“公聚书数万卷，种花满径，来请谒者不拒，考古著录，穷日夜不倦。”朱筠藏书印鉴常见者为“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双行朱文长方印，又“茮花吟舫”朱文方印。子锡庚，字少河，能世其业，钤印曰“笥河府君遗藏书画”“笥河府君遗藏书记”“朱锡庚印”“少河”。朱筠弟朱珪，尝为《四库全书》总阅官，簿则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堪为书林佳话。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乾隆三十八年征修《四库全书》。桂馥《周先生传》:“先生于衣服、饮食、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其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予买田筑借书园，祀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按:平步青《霞外捃肩》：“《尺牍新钞》卷一曹石仓《与徐兴公书》云：‘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知所谓《儒藏》即汇刻经、史、子、集四部书而成一大丛书，以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永年身体力行，置藏书于借书园中，供人借读，且广事宣传，冀“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皆置《儒藏》，“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儒藏说》)。“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于是《儒藏》之说，由个人而及国家，由理想而成事实，故《四库全书》之成就，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永年既入四库馆，辑集《永乐大典》佚书，不避艰辛，不辞劳苦，在馆臣中无第二人。《四库全书纂修考》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极毕生之力，吾乡章实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子部综录独富。”李氏此言，或有未尽确当，但周永年在四库馆之作用非同寻常，则是事实。周永年藏书处，借书园(一作藉书园)外，早年有水西书屋。四库馆开，周永年献书见于《四库总目》者33种，又山东巡抚采进书中，亦不乏出借书园者，数量则未能确指。永年不善治产，而又迂不可及，屡营屡亏，至于负债，身后萧条，图书星散，深足惋惜。周氏藏书今于各大图书馆中往往可见，钤有“林汲山房藏书”“藉书园本”等印。1999年余与齐鲁书社周晶副总编前往济南古旧书店，主人出示明刊胡应麟《诗薮》全二十卷六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似为初刻本，钤“济南周氏藉书园印”朱文双行印、“周氏藉书园印”白文方印、“藉书园印”白文方印、“周震甲字东木”白文方印。震甲为永年子。余与周晶先生以为此系周永年遗书，足为纪念，乃怂恿山东省图书馆购藏之。盖周永年之理想，与今日之图书馆实出一辙，其“藏之天下”“藏之万世”(《儒藏说》语)之思想，正足以使天下万世景仰无穷。
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县人，以商籍生员寄籍浙江桐乡县。翁广平《鲍渌饮传》:“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叶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乾隆兰十八年修《四库全书》，廷博集其家藏626种，命子士恭进呈，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廷博“勤搜遐访，积数十年，家累万卷，丹铅校勘，日手一编，人从假借，未尝逆意”。尝谓“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为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钞》卷二《知不足斋丛书序》)。于是取宋元善本，名家抄校，世不经见者，次第付之剞劂，名曰《知不足斋丛书》。阮元《知不足斋鲍君传》云:“嘉庆十八年，方公受畴巡抚浙江，奉上问鲍氏《丛书》续刊何种。方公以续刊之第二十六集进。奉上谕:……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积学，老而不倦，着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艺林之胜事也。”嘉庆十九年秋卒，年八十七岁。道光初，其子士恭续刊《丛书》至三十集。前后计刊198种，多据罕传之本，校雠不苟，卷帙庞大，故久为学林所重。鲍氏藏书钤“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知不足斋鲍以文藏书”“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其抄本，版心有“知不足斋正本”或“知不足斋丛书”六字，并钤“鲍氏正本”或“知不足斋钞传秘册”等印记。
孔继涵，字体生，一字补孟，号葓谷(一作荭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藏书处曰微波榭。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四《孔君墓志铭》:“君雅志稽古，于天文、地志、经学、字义、算数之书，无不博综。官京师七年，退食之暇，则与友朋讲析疑义，考证同异，凡所手校者数千百帙，聚集汉唐以来金石刻千余种，悉考核其事，与经义史志相比附。……遇藏书家罕传之本，必校勘付锓，以广其传。”孔继涵藏书以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礼记正义》最有名，后辗转归潘明训，潘氏因此命藏书处为“宝礼堂”。孔氏藏书钤“孔继涵”(连珠印）、“补孟”“孔继涵印”“荭谷”“微波榭”等印记，多抄校本。又刻《微波榭丛书》，亦为世重。
吴骞，字槎客，号兔床，海宁人，嘉庆十八年卒，年八十一岁。藏书处曰拜经楼。吴骞《愚谷文存·桐阴日省编下》:“吾家先世颇乏藏书，余生平酷嗜典籍，几寝馈以之。自束发迄乎衰老，置得书万本，性复喜厚帙，计不下四五万卷（自注:分归大、二两房者不在此数)，皆节衣缩食，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非特装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黄精审，非世俗藏书可比。至于宋元本精钞，往往名人学士赏鉴题跋，如杭堇浦、卢抱经、钱辛楣、周松霭诸先生，鲍渌饮、周耕崖、朱巢钦、张芑堂、钱绿窗、陈简庄、黄荛圃诸良友，均有题识，尤足宝贵。故余藏书之铭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贤诒厥之名言，允为拜经楼藏书之雅率。’呜呼！后之人或什袭珍之，或土苴视之，其贤不肖真竹姹所谓视书之幸不幸，吾不得而前知矣。”按:吴骞尝得宋《咸淳临安志》九十五卷(内宋刻二十卷，影宋抄七十五卷，缺卷六十四、九十、九十八至一百）、《乾道临安志》三卷(抄本)、《淳祐临安志》六卷(抄本)，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白文双行长方印)。又闻黄丕烈藏书处曰“百宋一廛”，即自題其居“千元十驾”，谓千部元版可抵百部宋版，取“驽马十驾”意(详黄丕烈《席上腐谈跋》)。皆称书林佳话。子寿旸，取拜经楼藏书有题跋者，撰为《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为版本目录名著。吴骞藏书传世者多经手校题跋，为人珍爱。钤有“拜经楼”“吴氏兔床书画印”“骞”“兔床手校”“兔床山人”“拜经楼吴氏藏书”等印记。
法式善，原名运昌，因与关帝号“云长”音近，诏改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斋号诗龛、梧门书屋，人称“法梧门”，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与修《全唐文》，诗法王渔洋，有《存素堂诗集》。法式善《存素堂书目跋》:“余束发嗜藏书，北地书值昂贵，贫士尤难办。三十年来，一甑一裘，悉以易书。交游既广，大江以南爱余者多以副本见贻，益以生徒所缮写中秘本，积渐累累然充楹溢栋矣。”(载《文禄堂访书记》)又《陶庐杂录》:“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买宋明《实录》一大捆，虽不全之书，究属秘本，未及检阅，为友人携去，至今悔之。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统计八百二十三卷。”又《存素堂文集》卷二《宋元人集钞存序》：“朱学士筠奏请就《永乐大典》各韵采掇成书，而宋元人集见录于当时者次第复出。……法式善备员编纂，十年中三役其事，因得借本，广付钞胥。其书有关系而世罕传本，又篇叶较少，易于蒇功者，先录之。网罗收葺，积渐而成。阅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装潢为一百七十七册。”梧门藏书钤“诗龛书画印”“诗里求人，画中取友，我怀如何，王孟韦柳”等印。
陈鳣，字仲鱼，号简庄，海宁人，嘉庆三年举人，藏书处曰向山阁。管廷芬《经籍跋文书后》:“（陈简庄）晚客吴门，闻黄荛圃主政百宋一廛九经三传各藏异本，于是欣然定交，互携宋钞元刻，往复易校，校毕并系跋语，以疏其异同，兼志刊版之岁月，册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记，莫不精审确凿。”吴骞《经籍跋文题词》:“予与简庄孝廉少日皆酷嗜书籍，购置不遗余力，凡经史子集，得善本辄互相传观，或手自校勘相质，盖数十年如一日云。”《杭郡诗辑》注:“简庄营别业于硖川之果园，在紫微山麓，购藏宋雕元椠及近世罕见本甚夥。”鳣撰《简庄疏记》《经籍跋文》，校雠考订，钩沉索隐，久为世重。其藏书钤“海宁陈鳣观”“陈仲鱼读书记”“仲鱼过目”“仲鱼手校”“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诸印。又刻戴笠半身小像印一方，像上刻“仲鱼图象”四字，钤于书中。后之观者，借此可想见其为人。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又号荛夫、老荛、复翁等。吴县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为清代藏书家之最著名者。藏书处曰士礼居、百宋一塵、陶陶居、读未见书斋等。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同年黄荛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名其室曰‘陶陶室’。饮余酒，属余为记。余未及为也。后二年，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于是复饮荛圃家，而卒为之记曰：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黄荛圃者也。荛圃非唯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湛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又云：“春秋佳日，招其二三同好，盘桓乎是室，胪列宋元，校量完阙，厘正舛错，标举湮沉，当其得意，流为篇什。”沈士元《祭书图说》:“黄君绍甫，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岁常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图。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世传唐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先生得一奇书，往往绘图征诗，有《得书图》《续得书图》《再续得书图》，今皆散佚。其名之可考者，曰《襄阳月夜图》，得宋刻《孟浩然诗》作也；曰《三径就荒图》，得蒋篁亭所藏《三谢诗》作也；曰《蜗庐松竹图》，得《北山小集》作也。余所见《玄机诗思图》，为得《咸宜女郎诗》而作。”嘉庆七年，黄丕烈迁居苏州悬桥巷，构专室贮藏宋板书，颜曰“百宋一廛”，请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黄氏自注之，计述宋板书122种，黄氏手写上板，刊入《士礼居丛书》，亦版本目录学上一奇作。黄氏藏书多有题跋，甚至再跋三跋，述得书经过，校异同是非，订刊刻先后，而其喜怒哀乐，往往蕴蓄其中，故于诸家书跋中独具风格。潘祖荫尝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刊行，缪荃孙、章钰、吴昌绶又增辑为《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一卷附《刻书题识》一卷《补遗》一卷，王大隆更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三卷，渐趋完备。黄氏题跋当时即为人重，清周星诒《自题行箧书目》云:“复翁以百宋一廛诸刻本售与山塘益美布商汪阆源，虽残帙十数叶，亦有至十数金者。阆源购书，有复翁跋，虽一行数字，亦必重价收之。以故吴中书贾于旧刻旧钞，虽仅一二卷，倘有复翁藏印，索价必倍。若题识数行，价辄至十数金矣。即至残破签题，毁损跋语，亦可售一二金。至今犹然。”以今日海内外各图书馆而言，凡黄丕烈批校题跋之书，均为镇库之宝，私人藏家更无论矣。黄氏藏书印有“黄丕烈印”“荛圃”“复翁”“士礼居藏”“士礼居”“百宋一廛”“荛翁手校”等数十方。前辈沈燮元先生重辑黄丕烈题跋，历有年所，裒然巨观，后来居上，闻不久可以面世。
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长洲人，藏书处曰艺芸书舍，宋元旧刊、名家抄校，在黄丕烈后，为一时冠冕。《藏书纪事诗》:“阆源父厚斋，名文琛，开益美布号，饶于赀。”黄丕烈《郡斋读书志序》谓阆源“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釆辑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顾广圻《艺芸书舍书目序》谓阆源“嗜好所至，专壹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畜，挥斥多金，曾靡厌倦。以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笈，搜求略遍”。又云:“既精且博，希有大观，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艺芸书舍中悬阮元隶书联:“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吾郡嘉庆时，黄荛圃、周香严、袁寿阶、顾抱冲，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又云:“咸丰庚申已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至堂丈所得。兵燹以后，遂一本不存。”按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分《宋版书目》《元版书目》两部分。《宋版书目》著录319种，内包括宋抄本2种，金刻本5种。《元版书目》著录154种。即此而论，已远远超过黄丕烈。惟汪氏以富裕之家，厚价收书，短期之内，连屋充栋，其经史根柢及版本目录造诣，固不能望荛圃项背。汪氏藏书钤“汪士钟字春霆号朖园书画印”“曾藏汪阆源家”“汪士钟印”“三十五峰园主人”“阆源真赏”等印记。
张金吾，字慎旃，别字月霄，嘉庆道光间昭文(今常熟市）人。藏书处曰爱日精庐，有《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著录宋元旧刊及抄校本765部，皆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体例精严，为后来诸家书志所取法。嘉庆庚辰自序云:“金吾年二十始有志储藏，更十年，合旧藏新得，以卷计者，不下八万，又道光丙戌自序云:“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又云:“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尤弗读也。”即此可见张金吾藏书宗旨在于学术，自较寻常藏书家高出一筹。金吾藏书于生前即已散出。尝汇金代文章为《金文最》一百二十卷传世。又继《通志堂经解》辑《诒经堂续经解》一千二百余卷，未及付梓，辗转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日本炮火。张氏藏书钤“爱日精庐藏书”“张氏月霄”等印(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所记清遐寄斋写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二十六卷），未若同时拜经楼吴氏、士礼居黄氏、艺芸书舍汪氏、海源阁杨氏等印鉴常见，《铁琴铜剑楼书目》每于张金吾旧藏注明“旧藏爱日精庐张氏”，而鲜记其印鉴，盖张氏未尝遍钤印记于各书首尾。张金吾叔父张海鹏，亦富藏书，其照旷阁所刊《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大部丛书，久为学林所重。
瞿绍基，字厚培，别字荫棠，常熟古里村人，道光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岁。藏书处曰恬裕斋。又瞿氏尝收藏铁琴、铜剑各一，后更名藏书处为铁琴铜剑楼。黄廷鉴《恬裕斋藏书记》:“故学博荫棠先生……读书乐道，广购四部，旁搜金石，历十年，积书十万余卷。昕夕穷览，尝绘《检书图》以寓志。时城中稽瑞、爱日两家竞事储藏，称鼎峙。未几，两家先后废散，君复遴其宋元善本为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斋藏书遂甲吴中。”（《第六弦溪文钞》卷二)张星鉴《怀旧记》：“季明经锡畴，……晚年馆虞山瞿氏，馆中多善本书，得于黄氏士礼居者为多。”绍基子镛，字子雍，承其父业，益肆搜罗。瞿氏藏书目录《恬裕斋藏书目录》即创修于瞿镛。道光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三岁。镛子秉渊(字敬之，一作镜之)、秉清(字浚之)承其世业。咸丰中，太平天国事起，秉渊、秉清载书避难，屡经播迁。事平返里，虽不无损失，而精华倶在，乃绘《虹月归来图》以志幸。翁同龢《题虹月归来图》云:“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椠，其精者尤在经部，乾嘉以来通人学士多未得见。龢尝戏谓镜之昆弟，假我二十年日力，当老于君家书库中矣。”(《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第294页）秉渊、秉清又请季锡畴、王振声、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等帮助增补《铁琴铜剑楼书目》。按: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散于咸丰年间，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称“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至堂丈所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则称“汪氏书长编巨册皆归菰里瞿氏，归杨氏者其畸零也”。今就两家书目验之，实各有所得，而以杨氏所获为多，瞿氏亦颇得精品，如钱大昕所称景祐本《汉书》，毛子晋、季沧苇、徐健庵、黄荛圃递藏者，黄荛圃称为“希世宝笈”，即经艺芸书舍归瞿氏铁琴铜剑楼，著录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其余佳本亦不难检得。计其年月，经收之人自是秉渊、秉清兄弟。秉清子启甲，字良士，为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生于同治十二年，卒在民国二十八年冬（1940年1月），年六十七岁。启甲谨守世藏秘笈，刊成《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辑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又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未及刊行，后经哲嗣凤起整理，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行世。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初、二、三编，共468种，其中81种底本出瞿氏铁琴铜剑楼。启甲子济苍、旭初、凤起承其家藏，为第五代主人。抗战中，瞿氏居上海，处境艰难，尝以少量善本出让，中央图书馆及沈仲涛研易楼均有所得(参《郑振铎先生书札》《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不过大部图书保存无恙。建国后，三兄弟将大部分精品化私为公(部分捐献，部分出让），现藏北京图书馆。另有常熟地方文献多种（内多抄校本），“文革”中被抄没，存于上海图书馆，“文革”后发还，凤起先生悉数捐给常熟图书馆。凤起先生1987年卒于上海，享年八十岁。据闻凤起先生在上海居室极为狭小，生活俭朴，而以无价藏书捐为公有，其境界实为常人所不及。瞿氏藏书钤“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铁琴铜剑楼”“菰里瞿镛”、“瞿秉渊印”“恬裕斋镜之氏珍藏”“瞿秉清印”“瞿启甲”“良士眼福”等印记。
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一作致堂)，又号东樵(一作冬樵），山东聊城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卒谥端勤。子绍和，字彦合，号协卿，同治四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杨绍和《楹书隅录跋》:“先端勤公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所收数十万卷，庋海源阁藏之，属伯言梅先生为之记。别辟书室曰宋存，贮天水朝旧籍，而以元本、校本、钞本附焉。”又吴县许赓飏《楹书隅录序》:“嘉道以来，吾吴黄氏士礼居聚蓄宋本，最为精博，条举件系，详于顾涧薲《百宋一塵陚》。是录所登，半出自黄。”江标《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跋》：“吾郡黄荛圃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阆源观察。未几，平阳书库扃钥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所得。至庚申而尽出矣。标癸未秋游山左，汪郎亭先生出示《海源阁书目》，并协卿太史所撰《楹书隅录》。甲申冬，复随先生观书于阁中。端勤文孙凤阿舍人发示秘笈。举凡《艺芸书目》之所收，《楹书隅录》之所记，千牌万绲，悉得寓目。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其七焉。”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宋本毛诗跋》:“桐乡陆君敬安《冷庐杂识》云：‘冯砚祥有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刻一图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仁和吴兔床明经得宋本《咸淳临安志》，又得乾道、淳祐二志，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吴门黄荛圃部曹多藏宋板书，颜所居曰“百宋一塵”，吴以“千元十架”揭榜与之敌。聊城杨侍郎得宋板《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两《汉书》《三国志》，颜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皆可为艺林佳话。’按先公所藏四经，乃《毛诗》、三礼，盖为其皆郑氏笺注也。《尚书》《春秋》虽有宋椠，固别储之。”按:海源阁书大都为杨以增历年经收，其中官河督时所得汪士钟艺芸书舍散出者为大宗，唯当时其子绍和在幕府襄赞公务，收书之事固父子同好。及同治间绍和官京师，怡亲王府书散出，杨绍和、翁同龢、潘祖荫、朱学勤得之为多。可见，聊城杨氏藏书实为父子两代经心所聚。绍和撰《楹书隅录》五卷《续编》四卷，著录宋金元刊及名家抄校268种。其子保彝辑《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著录宋元刊及抄校本469部。其余普通本另有《海源阁书目》，著录3336部，实多明清精本。杨氏书宝藏四代，于民国间散出，精品多辗转归北京图书馆，普通本则多归山东省图书馆。钤印“杨以增印”“至堂”“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弋”“关西节度系关西”“宋存书室”“四经四史之斋”“杨氏海原阁藏”“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彦合珍玩”等不下百方。
刘喜海，字燕庭，诸城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至浙江布政使。其曾祖刘统勋，从祖刘镛，父刘镮之，皆跻高位。喜海精鉴藏，所收金石文字、古籍善本甚富，藏书处曰嘉荫簃、味经书屋。鲍康《观古阁丛稿》卷下《又题观察金石苑后即送之人都十首》之一：“卅载搜奇书满家，藏来宝刻遍天涯。斜阳古市无人迹，为读残碑剔藓花。”喜海藏金石拓本逾五千通，其中三千六百通于光绪二十二年辗转归缪荃孙艺风堂。所撰《衾石苑》一百二十一卷(稿本藏北京图书馆)、《古泉苑》一百卷(稿本藏山东博物馆)、《长安获古编》《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甚富。喜海藏书以百衲宋本《史记》为有名，用四种宋版集成一部，后归姚觐元，再归端方，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宣统元年邓邦述跋）、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刻本(宣统三年)。刘喜海藏书钤“御赐清爱堂”“文正曾孙”“刘喜海印”“燕庭”“燕庭藏书”“嘉荫簃藏书印”“味经书屋藏书印”等印记。嘉荫簃、味经书屋抄本亦为世重，尤以传抄诸家书目，颇多罕见者。
丁申，字竹舟。弟丙，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藏书处曰“八千卷楼”，系先世旧额。胡凤丹《嘉惠堂藏书目序》:“竹舟慨振绮诸家所藏渺不可得，即天一范氏，胜国所遗，合族所守，亦荡焉渺焉。念斯文坠地之厄，发覆篑为山之思，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至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钞，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视阁目几及九成，较楼额已逾十倍。”俞樾《丁松生家传》:“粤寇陷杭，君出城，至留下市中买物，以字纸包裹，取视，皆《四库》书，惊曰：‘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君之搜辑文澜遗书，实始此矣。仓皇奔走，书籍束以巨縆，每束高二尺许，共得八百束。皆载之至沪，请陆君匊珊绘《书库抱残图》纪之。”张浚万《嘉惠堂八千卷楼记》:“初，杭州之陷也，文澜阁毁，先生与其兄竹舟先生方跳身出危城，匿西溪农舍。深宵潜往，掇拾灰烬瓦砾之中，得万余册。”缪荃孙《善本书室藏书志序》:“钱塘丁丈松生，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通，与贤兄竹舟先生有双丁之目。庚辛之乱，于兵火中扶持文澜阁书，俾出于险，久已名闻海内。迨乱定，请帑修阁，书有阙者为之钞写补足，数十年来未已。而己之收藏亦日益富，造八千卷楼庋之。”又云:“近海内称藏书家，曰海源阁杨氏，曰铁琴铜剑楼瞿氏，曰宋楼陆氏，与八千卷楼为南北四大家。”光绪七年浙江巡抚谭钟麟以丁氏抢救文澜阁书事上奏朝廷，得谕旨褒其“嘉惠士林”。光绪十四年丁氏于旧居正修堂西北隅拓地二亩余，建嘉惠堂五楹。丁丙《八千卷楼自记》云：“堂之上为八千卷楼。堂之后室五楹，额曰其书满家，上为后八千卷楼。后辟一室于西，曰善本书室，楼曰小八千卷楼，楼三楹，中藏宋元刊本约二百种有奇，择明刊之精者，旧钞之佳者，及著述稿本，校雠秘册，合计二千余种，附储左右。”其八千卷楼储《四库》著录书三千五百部，《四库存目》书一千五百余部则分藏楼之两厢。《四库》未收书八千余种及释藏、道书、传奇小说则藏于后八千卷楼。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浙江两藏书家》:“丁未（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丁氏所开官银号亏倒，以家产呈抵，于是所藏书尽为端午帅以官款七万三千银圆购建江南图书馆。”按:江南图书馆后更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丁氏书不以宋元版见长，其特色在《四库》著录、《四库存目》《四库》未收之书较别家齐备，又网罗杭州及浙江地方文献亦蔚为大观，于学术研究最为方便。丁氏善本书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其普通书有其子丁立中辑《八千卷楼书目》，皆为版本目录要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丁丙跋本颇多，其跋大都以浮签粘附于各书之首，验其内容，即其《藏书志》原稿。丁氏藏书印有“八千卷楼”“八千卷楼藏阅书”“嘉惠堂藏阅书”“善本书室”、“四库附存”“泉唐丁氏竹舟申松生丙辛酉以后所得”等约四十余方，又有“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印，则端方经收时所钤。
陆心源，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咸丰举人，官至福建盐运使。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十余年来，凡得书十五万卷，而坊刻不与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者，储之皕宋楼中。若守先阁，则皆明以后刊及寻常钞帙。”日本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同治初元，宜稼之书散出，其宋元旧椠、名校精钞，大半先为丰润丁禹生中丞日昌于观察苏松泰时豪夺去。……而其余精帙，俱归于归安陆刚甫心源有。心源已费郁氏书，富于藏储。方是时，受丧乱后，藏书之家不能守，大江南北，数百年沉霾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而心源时备兵南韶，次权总闽盐，饶于财。于是网罗坠简，搜抉缇帙，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上自苕溪严民芳茮堂、乌镇刘氏瞑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下迄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石湖(名筌，康熙中人）、黄荛圃、仁和平甫季言二劳、长洲周谢庵(名世敬，季严子）、归安杨秋室、德清许周生、归安丁兆庆、乌镇温铁华及元、钱唐陈彦高等。有一无二手稿草本，从飘零之后摭拾之，尽充插架，以资著作。素缥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矣。”按:光绪二十年，心源殁后，子树藩、树声承其业。光绪三十三年，树藩以十一万八千元(一说十万元)售归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据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统计，共四千一百四十六种四万三千二百一十八册。静嘉堂因此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汉籍文库。王仪通《题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之十一云:“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陆书舶载东去，我国文化人士心灵所受创伤，于此可见一斑。皕宋楼书陆心源辑有《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归静嘉堂后，日本河田罴辑《静嘉堂秘籍志》五十卷二十五册，其中卷一至十二为皕宋楼书，卷十三至五十为陆氏守先阁及十万卷楼书。其藏书印有“陆心源印”“存斋”等。
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又作小山），晚号艺风老人，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历主南菁、泺源、钟山等书院讲席，清末先后创办江南、京师两大图书馆，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尤邃于金石学、版本目录之学，娴于文史掌故。缪氏富收藏，所藏金石拓本以刘喜海旧藏三千六百通为大宗，加之自己南北搜访，总计一万一千八百余种，撰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行世。缪氏藏书丰富，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撰《艺风堂藏书记》八卷时，所获旧刻、旧抄及稿本即达十余万卷。民国元年又撰《艺风堂藏书续记》八卷，继得之书几与前等。辛亥以后，缪氏隐居上海，“佳椠旧钞，往往易米”，“然遇心喜之书，相当之值，遂损衣食之费而易之”，往往“旋收旋散”(《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缪氏把这些辛亥以后新收之书编为《艺风堂新收书目》，殁后，1939年由燕京大学以《艺风堂藏书再续记》之名排印行世。缪氏生前售去精本，往往为张钧衡适园、刘承干嘉业堂所得。缪荃孙1919年去世，其子禄保以遗书售之上海古书流通处。少数遗稿，如《艺风老人日记》等，经邓之诚之介售归燕京大学图书馆。缪荃孙为藏书名家，不仅由于他个人收藏丰富，而且因为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二十四岁时即协助张之洞撰成不朽之作《书目答问》。主京师图书馆时撰有《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方志目》一卷，在清史馆撰有《清史艺文志稿》(稿本藏北图）。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皆曾请缪氏审订，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实为缪荃孙代撰。晚年主刘氏嘉业堂，又为撰《藏书志》一千二百余篇，订为十七册(吴格先生已将缪稿与吴昌绶、董康分撰稿合编为《嘉业堂藏书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缪氏刻书亦极富，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云:“先生刻书最多，其自刻者，若《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烟画东堂小品》《古学汇刊》《常州骈体文录》《词录》等。代人刻者，若盛氏《常州先哲遗书》初二集、刘氏《聚学轩丛书》、端匋斋《东坡七集》等，大抵偏于近代。”其所纂辑如《辽文存》六卷、《江苏金石志》二十四卷、《荛圃藏书题识》十卷、《重编红雨楼题跋》二卷、《江阴县续志》二十八卷、《续碑传集》八十六卷等，亦久为世重。缪氏交游甚广，为一代文献所系，观《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友朋书札》等可以想见。
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1-123页。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