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霞
山西稷山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艺术学研究》主编,研究方向:艺术原理、艺术思想史...[详细]

艺术学的“去美学化” 倾向辨析 2019-06-11

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艺术学就不断影响到中国艺术发展的进程。但作为一个学科,中国艺术学的真正发展与进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中,艺术学研究逐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与学术规范,并在2011年学科升级为门类后,以“艺术学理论”之名成为一个一级学科。此后曾倡导要“自下而上”地对艺术进行研究的美学却在艺术学界普遍地遭到排斥。过去与美学相关联的理论学科如艺术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等,退守到艺术学学科中各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甚至部分一级学科下直接取消了有关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艺术学学科中去美学化、取消美学的话语领地,这种局势是如何形成的?以这样一种姿态来面对美学是否合理?辩证地认识二者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美学在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境遇

 

从1988年李心峰提出“尽快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以来,曾经互为支撑的艺术学与美学在从相看两不厌的状态走到了最后的截然分离,其中艺术学对美学的态度发生了多次的转变。

 

(一)艺术学依托美学

 

1978到1985年是中国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新的意识形态下,自由的、纯粹的艺术观开始盛行,这就要求从理论上确立艺术的独立品格,追问艺术的审美特性,阐明艺术的本体特征。美学被视为打开自由艺术之门的金钥匙,也成为从学理上证实艺术自律合法性的重要支持。各艺术门类纷纷通过对“何为艺术”“形式与内容”“表现与再现”等问题的争鸣走出“文革”。美学研究在此时承载着发现艺术学科规律、认定艺术本体价值的重要职责。

 

一时间,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影视美学、戏剧美学、戏曲美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乃至雕塑美学的相关论著呈“井喷”之势。各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依托着美学的话语体系不断纵深发展,其研究成果涵盖了基础理论的大部分领域,通过观照门类艺术的自身属性、学科观念、审美特征与艺术规律等,门类美学促动并提升了各艺术门类的理论水平和层次,为充实艺术学学科的内部构架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因此,这一阶段还不存在美学与艺术学的严苛分野或明显的学科分界意识。美学与艺术理论融合一体,为各门类艺术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二)艺术学与美学的并列交叉

    

蔡仪曾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进行过深入分析,他认为美学是艺术学的基础:“美学是不同于艺术学,是艺术学的基础。没有美学就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艺术学本身既不能独自解决成为艺术诸问题中最重要的艺术美的问题,却要由包括美的存在和美的认识之美学来予以解决”。当然,当时作为学科的“艺术学”还没有明确,艺术学与美学两个学科之间划界和交叉的关键点都在“艺术美”。由“艺术美”入手,蔡仪区分了美学与艺术学,也将艺术学纳入到美学研究范围之下:“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蔡仪关于“艺术美”的论述和定位更侧重于美学与艺术学间的关联性。1996年李心峰对五种有关“美学与艺术学关系”的重要论说进行清理与臧否后,提出:“(美学与艺术学)二者是并列的,但并不是各自孤立、绝缘的,而是在对象上有重合之处,它们二者是交叉的,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的,平等的关系。”对比蔡仪的观点,由于对“艺术学”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更明确的立场,李心峰更多强调的是艺术学的独立地位及其与美学的并列交叉关系。

 

从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两个立场看,这些观点虽出发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承认彼此相关联的前提下来论述二者的区别;认可艺术学与美学在相互并列中的重合领域。这样,艺术学与美学如同血脉相连却身份各异的双生子一样被同场并置,彼此的关系被理解为互相交叉、互有你我,这也是此后兴起的“艺术美学”能够在学科体制中被认可,并一度为艺术学界和美学界所共同接受的理论出发点。

 

▲ 明,陈洪绶 《荷花鸳鸯图》

 

(三)整合:“艺术美学”的盛起

 

就在艺术学与美学关系被不断辨析、阐释的过程中,出现了将二者整合为一的理论构想。王朝闻曾主张形成一种联通艺术与美学的“艺术美学”研究;及至20世纪90年代,李心峰最早对艺术美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及解读。此后凌继尧提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是构成艺术美学的基本框架,而艺术美学和艺术学的区别,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具有自觉的美学性质”;“艺术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是一个过程。艺术美学要研究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主要环节”。这个观点承认艺术是一种审美活动,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从艺术家到作品等多个环节,不过重要的是要采用美学研究方法。此后,张道一也提出要建立一种应用型的艺术美学:“艺术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或说是一个部门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从哲学美学往下视的审美研究,因而带有一定的应用性。”此外,孙伟科的《艺术美学导论》等著作也对艺术美学的体系进行建构。

 

在艺术学对自身学科边界进行规定的过程中,艺术美学尝试通过“上下联通”来打通并完善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的学理路径。这是一种将美学纳入艺术学研究体系中的努力与尝试,强调艺术美学要运用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艺术创作、艺术现象,用美学理论的普遍性来研究艺术的特性。今天看来,关于“艺术美学”的学科建构更多是以一种“类艺术哲学”的模糊手法将美学与艺术学关联在一起,联通了艺术与美学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消除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和差异,这无疑是一种相对温和而理想化的学科构想,一度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建构。不过,艺术学学科独立后,在“去美学化”的话语喧嚣中,“艺术美学”这个带有美学理想的学科很快被取消。

 

(四)走向“去美学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艺术学学科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艺术学的“学科壁垒”意识被加强,关于美学的话语逐渐被有意无意地取消。在一篇访谈中,凌继尧提出要坚持学科壁垒,支持学科扩容,并在所列举的十多个可以作为艺术学学科扩容的备选交叉学科中去除了“艺术美学”。在被问及个人所认同的“设置壁垒的理论依据”时,他提出:“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提出的思路值得重视。艺术作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的系统,是多层面的,这些层面不是偶然的、杂乱的堆积,而是各个层面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从而组成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的完整系统。”如前所述,“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这样一套系统曾被认定为是“艺术美学的基本框架”;而现在是艺术学研究所依托的具有一定内部结构的完整系统。也就是说,艺术学和艺术美学研究都是依托在同样一套系统结构上,所不同处只在研究方法的迥异而已。实际上,艺术美学这个学科消失可能正说明了美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艺术学领域内的被排除倾向。

 

如果说,以凌继尧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艺术学学科升级的关键时刻,有意地减少有关美学的话语内容是出于一种学科安全的考量的话,那么一些将美学思维视为威胁就明显地带有一种学科“偏见”了。有学者认为,艺术学不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受到美学体系,美学思维以及门类艺术学的影响,这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和发展依旧构成干扰和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是美学遮蔽了艺术学的原创性研究。美学被认为对艺术学理论乃至整个艺术学学科都是有害的。显然,美学话语的消退与艺术学界出于学科独立的学理需要,有意识地强调彼此的边界、努力建构自我的学科壁垒有关。从强调艺术学与美学的相互关联转变为刻意论述美学对艺术学的伤害,艺术学将美学视为了学科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去美学化”最终得以合法化。

 

二、美学对艺术问题的不断关注

 

在艺术学在学科升级的进程中不断对美学进行区隔排除,并封闭、加固自我领地边界的同时,美学对艺术的理论观照却一刻不停地向前发展,对艺术学所划定的相关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纵深。

 

(一)“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

 

早在20世纪前半叶,朱光潜在写作《文艺心理学》时就谈到:“美学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已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创造”。显然在这个时期美学家并不都把哲学“演绎”方法当成唯一的通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整个文化艺术界都强调表达自由精神、突破艺术形式束缚的解放号令下,美学界出现了对具体艺术的集中讨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伍蠡甫倡议编写“中国美学史”时不妨和中国书法美学史、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建筑美学史等的编写同时进行。在论及关于中国美学史方法论的报告时,北京大学胡经之提出:一、要求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二、注意上面和下面的结合,美学的历史呈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趋势,前者思想家在论证自己的体系时,也论证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从哲学体系出发;后者,却是从具体的审美现象、艺术现象出发,概括出比较系统艺术理论。

 

到1983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召开时,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门类艺术美学”。与会专家对美学与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区别及关系已有较为明确的意见和看法,在艺术学与美学的联系性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对它们二者的区分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在门类美学研究方面,大家意识到门类美学是研究本门艺术中的美(包括美的本质、特征、产生、发展、构成)、美感和美的创造规律的科学。此外,会上也有人就电影美学、音乐美学、中国画与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规律及其他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做了探讨性的发言。对艺术理论以及艺术门类的关注是新时期美学研究路向的一次大的转折。

 

传统“象牙塔”内美学的分化和研究路向的反转也拓宽了新时期美学的发展空间,“从具体到抽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备受推崇:王朝闻、伍蠡甫、周来祥、刘纲纪、汝信等人都强调美学研究要从特殊走向一般、要对具体门类的艺术美学进行研究才能对整体的美学有一概观性认识。王朝闻反对抽象地、形而上地讨论美的本质,认为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重视对具体艺术感性经验的把握:“我赞成学者们不只研究美学原理,而且研究门类艺术美学。在各自的专著中使两者相辅相成。”正是在这样一种重视具体艺术的美学观念引领下,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美学与艺术问题深度地交叉重叠在一起。美学研究内容由政治的、哲学的论题转向思索艺术的独特规律。

 

(二)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上述关于美学研究路向门类艺术化的转变之外,将艺术作为美学研究对象来观照也是新时期美学大讨论中的重要内容。蒋孔阳、李泽厚以及高尔泰等人都就美学是否研究艺术、如何研究艺术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蒋孔阳认为美学研究的中心就是艺术;李泽厚认为美学作为审美关系的科学,它的“对象就是研究美—美感—艺术这样一个总过程,它由抽象的哲学到具体的心理学和艺术学”;“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高尔泰则在《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与蒋孔阳先生商榷》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个时期,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块,“一是美的本质的研究,一是审美心理的研究,三是对艺术的研究。”

 

及至当代,美学界对艺术与美学的关系有更明确的认定。高建平在梳理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时认为,美学的发展使得学界对艺术的认识出现了arts、the fine art、Art三个词的分野,促动了艺术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走向纯粹、自律、独立这样一种现代艺术制度,并通过后来对艺术本质及共同特征的不断探讨,最终形成了具有学科性质的美学。有关‘艺术’的探讨,始终是美学的核心问题。刘成纪认为“不论其他学科为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如何规划自身的边界,在艺术、艺术理论、美学、哲学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进退自如的通道。其中,美学通过艺术获得了对其理论价值的印证,艺术则通过美学在观念层面获得了自觉。”

 

艺术学研究者在做学术史的追溯时,无数次回到德索与乌提兹,援引他们提出艺术科学的理由:德索认为如果美学仍然忠实于它本身界限明确的范围,即忠实于艺术和自然中的美的范围,那么,它是不能够完成正确对待所有各种关系中的艺术的重大事实这样一个任务的。乌提兹看到艺术科学和传统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是一门艺术的哲学,是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性质的科学;由于美学并不能胜任全部艺术现象的研究,而个别的艺术规律又需要有一般的原理。因此,一种新的科学就应当插进来。但是,我们注意到,乌提兹和德索的理论都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而美学囿于“美的本质”研究之局限在20世纪中叶就得到了全面的改观,在反本质主义的思潮下,美学走向了普遍的艺术哲学化,德索和乌提兹所担心的美学的局限性被解除了。在当代一些分析美学研究学派来看,“美学就基本等同于‘艺术哲学’,这恰恰是因为艺术成为了美学研究的绝对核心。”一些重要的分析美学家依托于具体的门类艺术来开展理论研究。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认为当下全球美学发展的三个主要方向是:一是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一个是“自然环境”美学,另一个则是“日常生活的美学”。艺术哲学无疑是当前西方哲学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从学科走向来看,今日的美学研究早已经走出由古典美学建筑起的自律艺术、美的本质等问题阈限。尤其是现代美学的理论视域是随着艺术实践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扩界,特别在美学的“艺术哲学”乃至“文化哲学”的转向中,美学研究以艺术史上的具体作品或艺术事件为载体,对艺术价值、性质等本体性问题进行不断深入和追问,其理论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涉猎甚至覆盖了艺术学的部分领域。未来美学与艺术学门类在研究内容上的重叠和交叉面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 Edgar Degas,The Dance Class

 

三、排除偏见,走向开放

 

艺术学科在本体地位上升过程中需要有学理的支撑,艺术学依托于美学,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特殊语境下的必然选择。1996年中华美学学会和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联合创办了《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在发刊辞中,汝信和张道一写道:“就美学研究而言,有一个时期主要局限于美的哲学的探究,跳不出抽象概念的圈子。就艺术理论研究而言,则往往局限于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如绘画历史及理论研究,音乐的历史及理论研究等等),缺少整体的宏构。”这里面在谈及“美学研究”时,两位学者十分审慎地用了“有一个时期”这几个字来叙述“美学”的局限性,这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在艺术学界,这“一个时期”的“关于美的哲学研究”及“抽象概念”被广泛接受为“美学”的恒定性特征。

 

艺术学的“去美学化”试图反对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美学理论,反对以“美的本质”为逻辑起点的那种纯粹思辨性美学研究方法;而在中国,美学也确曾存在只在哲学美学范围内展开的问题。因此,艺术学对美学的态度从依托走向了排斥的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不过如前所述,今日的美学研究早已走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藩篱,而艺术学对美学的“强制阐释”恰恰植根于无视美学研究的新方向与理论转向。今天的艺术学借着学科升级的体制优势,以一种陈旧的美学观来框定美学研究范围,在本学科内部形成一种“去美学化”的声音,这势必减弱艺术学对美学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的敏感性。再退一步,即便是古典的美学理论对艺术学而言,也依旧有其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我国政府所主导的那样:“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艺术批评乃至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都不能失去体认艺术感性价值及经验的美学维度。如果“艺术学”对这些问题不加以反思和审视,继续排斥美学研究,必将导致自身理论板块的缺失与学术视野的狭隘。

 

艺术学学科升级的终极目的在于促进艺术格局的拓展与艺术生态的健康繁荣,而不是打造一个戒备森严、唯我独尊的所谓的“学科王国”。更何况“与文学科学、美学等相邻学科相比,艺术学领域真正值得夸耀的经典之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艺术学学科既不能拾人牙慧,也不能以门户之见排斥美学、文学等即有理论成果对艺术学的意义和价值,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跳出艺术学与美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对立的思维怪圈,停止对划界及概念问题的纠缠,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姿态在即有的艺术学学科领地上不断发展完善自我,同时,广纳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广泛应用新兴领域的研究方法,扎实做好艺术学学科内部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与美学研究、文学研究相呼应的理论格局,使艺术学学科真正具备与其他学科平衡乃至抗衡的实力。

 

 

作者:孙晓霞,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学通讯》2016年第4期

完整版刊发于《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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