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中国著名博物学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详细]

纳博科夫的蝴蝶 2016-01-23

很高兴参加“美学散步”沙龙,谢谢叶老师的邀请。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我们在座的对他可能都熟悉。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防御》《天资》《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透明》等。他也是位有特色的文学教授,在俄罗斯文学评论与翻译、文体学上都有相当的地位。同时,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naturalist),是蝴蝶专家。这些是他的三个身份。

纳博科夫作品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洛丽塔》,电影好像就被拍过三回,中文翻译挺奇怪的,叫《一树梨花压海棠》。在出版《洛丽塔》之前,他虽然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却都不赚钱,用它们养活不了自己。只有这本书,才“引爆”了,带动了其他作品的销售,他们一家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纳博科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让事业受制于经济状况的胁迫或激励,无论在他有钱还是在他没钱的时候。他一生中,对文学、对蝴蝶的两大爱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非有坚定的意志不可。

 

1.纳博科夫是怎样的博物学家?

 

纳博科夫有三个身份:作家、文学教授和鳞翅目分类专家。今天在这里我先要说的是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所做的事情及其影响。

在很多文化都关注蝴蝶。现在看几幅画。第一幅是中国元代的,在中国名气不大,也许中国画家不太关注,它存于英国,但此画在英国很有名,现为大英博物馆收藏之十大最珍贵中国文物之一。它叫《乾坤生意图》,创作于1321年,作者谢楚芳。特别之处是画了一个生态系统,画面有蜻蜓、蟾蜍、蚂蚱、螳螂、蝴蝶、蜜蜂(包括蜂窝)、鸡冠花、牛皮菜、车前、竹、牵牛等生物,生动展现了大自然食物链的细节和生物的多样性,仅蝴蝶就绘有约7个种。这幅画是吴官正画的。伦敦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曾撰文介绍谢楚芳的这幅 “草虫”画(R. Whitfield, Fascination of Nature. Natural History, 2000, 109(06): 58-63)。第二幅是由许多人体组成的蝴蝶。第三幅是吴官正先生画的。吴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闲来笔谈》,我在成都一家书店里偶然遇到,随便翻一翻,还是不错,有46幅,包括蝴蝶。他自称是从来没有学过,是自己琢磨着画的,画得还是不错的。

蝴蝶这类生物本身很有特点,在西文词源的意义上,它也跟人的“心灵”有重要的关系。有一份鳞翅目专业期刊《赛凯:昆虫学杂志》(PsycheA Journal of Entomology)是剑桥昆虫学俱乐部1874年创办的。此期刊的正式名称就是Psyche。纳博科夫的一些蝴蝶论文就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纳博科夫并不研究所有的蝴蝶,蝴蝶种类太多了。仅仅北京就有蝴蝶近200种。他研究的是其中的灰蝶。灰蝶也比较多,又不是特别好看。中国的灰蝶有很多,有一百多种。在灰蝶中,他又特别关注一类蓝灰蝶(blues),中文有时音译叫布鲁斯,即蓝色的蝴蝶。就像PPT上这个,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蓝色的,而是灰色的、土黄色,不是特别好看。纳博科夫对这类蝴蝶有非常专业的研究。Johnson和Coates合写了一部畅销的书《纳博科夫的蝴蝶》描述纳博科夫做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程度(Kurt Johnson and S.L. Coates,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 1999,New York:McGraw-Hill)。英文版我仔细读了,非常棒,已推荐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购买到翻译版权,2016年初有希望出中文版。

    《洛丽塔》出版以后,纳博科夫变得非常有名。1969年5月23日纳博科夫的头像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下子他成为昆虫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人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蝴蝶爱好者,但是一个怎样、什么程度的蝴蝶爱好者呢?并不是都清楚,昆虫学界对他也不很特别关注,虽然他发表过专业的论文。甚至昆虫学家有些嫉妒他,他凭什么那么有名?纳博科夫明里暗里不得不面对两方面的质疑:(1)来自博物传统之外的质疑,这个好理解,也不奇怪;(2)来自鳞翅目昆虫学内部的质疑,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人不好评说。就纳博科夫的个性来说,他对自己从来都很有信心,但在双L人生中(Literature and Lepidoptera,即文学和鳞翅目昆虫学),他对自己的文学能力更自信些,对昆虫学则差一些。毕竟与职业昆虫学家相比,他发表的昆虫学论文数量跟人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工作时间也相对短。在文学界,特别是广大的“纳粉”中,很早人们就知道他是捕蝶能手和蝴蝶分类爱好者,但也仅仅如此。

1977年去世前,纳博科夫一直颇在意自己在科学史、博物学史中的地位。可惜他没有等到“共识”达成那一天。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纳氏的蝴蝶研究才得到昆虫学界最终的高度评价,纳氏的一个猜想半个多世纪后也被证实。

纳博科夫的当年的论文“新热带纳灰蝶注记”(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Psyche,1945,52:1-61)的分类学先见之明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被完全承认。纳博科夫1945年关于南美纳灰蝴确认了19个种(分在纳氏确认的9个属中。7个属为新引入,另2个修订加限制)。

更吸引眼球的是,2011年《伦敦皇家学会学报》发表一篇有10位作者的论文(R.Vila, et al., Phylogeny and palaeoecology of Polyommatus blue butterflies show Beringia was a climate-regulated gateway to the New World, The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011, 278(1719): 2737-2744),宣称纳博科夫关于灰蝶科眼灰蝶属(Polyommatus,英语通常称blues)演化的大胆假说65年后被DNA测序证实。那几天大众媒体也都有相关报导,我列出几则标题:2011年1月25日《纽约时报》:Nabokov Theory on Butterfly Evolution Is Vindicated;1月27日《每日电讯》:Lolita Author Vladimir Nabokov's Butterfly Theory Proved Right;1月2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Nabokov the Lepidopterist; Scientists Vindicate the Writer’s Theory on the Evolution of a Butterfly。也就是说,纳博科夫去世很久以后,他的科学成就才得到完全确认。纳博科夫1945年提出一个假说:南美洲的那些蓝蝴蝶,也叫纳博科夫蝴蝶,是从白令海峡过去的,即从亚洲到美洲的。纳博科夫当年根据博物学层面的研究给出这样一个猜测,半个多世纪以后,得到了还原论科学的证明。

这是关于纳博科夫的一些漫画。他本人也画一些蝴蝶的画。

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记详细介绍了他的双L人生(博伊德著,刘佳林译,纳博科夫传(上下共4册),2009/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小纳博科夫就特别喜欢蝴蝶,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都喜欢蝴蝶,他母亲是喜欢蘑菇。他母亲熟悉蘑菇,也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是俄罗斯的一个贵族。而且不是一个小贵族,是一个大贵族,家里有好几个庄园。在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两辆汽车,有专职的司机给他家开车,他父亲是那时候俄国政府官员,也是一位法学教授。1906年在7岁的时候纳博科夫开始抓蝴蝶,母亲教他展翅。他一直希望能够发现一个新蝴蝶,这也是所有博物学家一种念想,即发现新的物种。但是几次努力都不成功。9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种,给鳞翅目专家库兹涅佐夫写信说发现了一个新亚种。等来的回信只有几个词:亚种名,发现人的名字!回信的意思是:“你发现的这种蝴蝶已经有名字了”,也就是说纳博科夫不可能享有优先权了。纳博科夫在鳞翅目上取得成就的渴望大于文学。12岁写信给《昆虫学家》杂志描述一种新蛾子,最终核实已经被别人描述过。接下来20年仍然没有发现新种!描述新种对于博物学家,要说没有诱惑,是假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他真正发现了新种?最后他当然发现了新种,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由俄罗斯到克里米亚,由克里米亚又到英国剑桥,由剑桥又到德国,由德国最后流亡到美国,在美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在美国他一边教文学,一边看蝴蝶,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种,完成了一个宿愿。

    纳博科夫经常写诗,从小就开始写诗。他用小诗《发现》(A Discovery)描写了此发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I found it and I named it, being versed ?in taxonomic Latin; thus became ?godfather to an insect and its first ?describer—and I want no other fame. …. But ape the immortality of this red label on a little butterfly. (p.174)

纳博科夫最在乎什么?在标本上贴上一个红标签,红标签意味着什么?模式标本,你发现了新种,由本人来描述的,那么在博物馆中,会贴上一个红色的标签,叫模式,因为命名是跟模式标本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了第一个新种,是在1941年。这样命名的,它的“本种名”(相当于植物双名的“种加词”)多萝西来自他的一个女学生。他到美国的时候,家里非常穷。一家三口人,没有房子住,更没有汽车了,因为俄国革命以后,他们逃亡在外。当时他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兼职讲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去看蝴蝶、抓蝴蝶。有一个假期,他从东部的波士顿到西部去看蝴蝶,课上的一名女学生多萝西(Dorothy Leuthold)自愿从波士顿开着自己车把他夫妇俩一直送过美国的大陆,走了几千英里。恰好在此过程中,纳博科夫发现了一种新蝴蝶,作为奖励,纳博科夫就以这名女学生的名字命名了这种蝴蝶Neonympha dorothea(后来更名为Cyllopsis pertepida dorothea)这也是他实现的第一个物种发现。

纳博科夫1940年秋到美国自然博物馆(AMNH)看标本,帮助博物馆整理标本。1942年,被委任为博物馆的Research Fellow, 直到1948年从Cambridge离开到Cornell。纳博科夫义务帮博物馆打工,做什么呢?他看到博物馆中蝴蝶的摆放、分类乱七八糟的,他自愿地帮你们做,不用给报酬。后来人家稍微给了他一点报酬,一年给他一千美元吧,也不算多。他做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投入、非常仔细,一天他自愿工作十个小时左右。当然不是天天如此工,主要是在周末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去。他也开始发表蝴蝶的论文。在此过程中他成为polyommatine butterflies = blues方面的头号专家。要记住,这个时候,他的文学创作是并行的,他不是在看蝴蝶的时候,不进行文学创作,两者是并行的。说来有些奇特,纳博科夫写作也常并行损伤,他可能同时写两部到三部小说。写作也不一定按顺序写,他可能先写第五章,然后写第四章,然后第一章第二章。几个小说并行写,这个非常难,我这个人做事必须串行,而且同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受干扰、效率较高。但是他是并行的,很厉害,我很佩服。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节来源于他的蝴蝶观察和捕蝶经历,包括他住的一些美国汽车旅馆的样子、美国郊区的样子,他在小说中都如实地描写。虽然那个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里面的细节全部是真实的。非常真实,这与某些80后、90后的人写小说,里面的细节不真实不一样。如果细节不真实,这个小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真实,我的印象是这样的。科幻作品也一样,细节“真实”很重要。

    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就是“新热带纳灰蝶注记”,标题非常谦虚,叫note,即注脚、注记。他依据博物馆中保存那些标本,大概有120个标本左右,对南美洲的一类蓝蝴蝶进行了一种分类。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被确认为极为超前的一项贡献。它是博物学层面上的贡献。在这个工作中,他对南美洲的蓝蝴蝶分出了9个属,9个新的属!其中有7个是他自己引入的,另两个修订了一下。这类工作对于在博物馆工作的人来说,好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许多博物类专家也是这样工作的。但是后来,到1990年代或者到2010年代的时候,人们在重新研究南美蝴蝶的时候,发现想增加一个属非常难,想去掉一个属也非常难。增加不了,也删减不了。这就证明,纳博科夫当年的洞察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分类过程有很大的人为性,不是人们觉得“自然分类”不好。想直接逼近哲学上的“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几乎不可能。这个人为过程要与现实弥合得很好,需要有判断力,需要惊人的洞察力。

    纳博科夫在博物观察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他在博物学探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他跟一般的蝴蝶爱好者在野外看蝴蝶还不太一样,他当然也利用大量的时间在野外看蝴蝶,另外他在显微镜下看。对纳博科夫而言,博物传统跟解剖传统也联系起来。镜下解剖看什么呢?主要看蝴蝶生殖器官的结构,根据它来进行细致分类。蝴蝶仅看翅膀、鳞翅,有些分类做不出来,那么他的镜下分类方法有多新?领先于那个时代,作为一名文学家做出这样一项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昆虫学家也没有把他的工作当回事,后来才看重。纳博科夫的工作在90年代重新被人捡起以后,蝴蝶专家们发现了一批新的蓝蝴蝶。如何命名它们呢?都为了向纳博科夫致敬,就建议用纳氏小说中的人物来进行命名,其中有一个蝴蝶命名为洛丽塔。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当博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种,在命名上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就问“纳学”专家。如传记专家博伊德等人一般会马上响应,指出应该以某某命名,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于是这些名字也被科学界所接受了,留下了很多这样的名字。到1999年学界已命名80个种。命名中“本种名”(相当于植物学名中的“种加词”)使用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许多人名,如lolita, luzhin, pnin, mashenka, ada, sirin(西林,纳博科夫年轻时的笔名), shade, humbert! 命名建议人主要为纳学专家Warren Whitaker, Brian Boyd, D.E. Zimmer等。

命名的细节我不讲,这是博物学界的事。可以参考《纳博科夫的蝴蝶》一书。

    我这列出了一个表,就是纳博科夫在博物学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因为博物学是一个宽泛的领域,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去进入,那么他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很重要。

  • 1942-1943,15页论文:Nearctic Form of Lycaeides Hübner,创新:建立了以镜下生殖器结构为基础的Blues分类原则,至今仍在使用。经常每日10-14小时看镜。
  • 1943-1944,35页论文,镜下看翅斑。
  • 1944-1945,60页论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最具创新的论文,超前半个世纪。
  • 1945-1948,90页论文,总结性的。

结论是,纳博科夫是一流的鳞翅目专家,他自己描述过的新的分类群有22个,当然有将近一半被后人重新改变了(当时命名不准,被合并、转移或者取消等等。这类修订在分类学界十分普遍)。别人为了纪念他,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的有8个分类群,还有8个英文俗名。以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命名的有29个。这个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比如我很喜欢博物学,我也观察了十多年,一个新分类群也没有发现,一个也没有描述,也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为什么?非常难。想在北京轻松发现植物新种,不大可能。要是去西藏发现个新种,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提条件下,要排除,至少要把《植物志》上已经有的东西都搞清楚,把那些排除,才有可能发现新种。

    纳博科夫晚年在美国有钱了,就搬到了瑞士去住了。他想做一项工作,写一本大书,叫《艺术中的蝴蝶》。他想研究历代艺术作品中表现的蝴蝶,想通过这个来了解历史上有哪些蝴蝶,哪些灭绝了?这是个很有趣的工作,非常可惜,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成。真做起来也十分困难,工作量巨大。

小结一下纳博科夫的博物学成就(1)较早采用显微镜下观察、比较鳞翅目昆虫的生殖器官进行分类的新方法。(2)超前于时代对南美Blues蝴蝶做了属一层面的科学分类,虽然依据的标本较少(仅一百多份),却显示了惊人的洞见:后人想缩简和扩增均非常困难。(3)提出经白令海峡迁移的假说。(4)纳氏本人描述过许多分类群。

    说到这里,我想讨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2.贵族气质:艺术与科学

 

第一个问题是,在双L人生中纳博科夫如何做到出类拔萃?

纳博科夫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做到了文学跟博物学的深度结合,而且在两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就很难,在两个领域都做到极致那更难。这两个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一串问题需要回答。除了天赋外,还需要解释。纳氏在流亡生涯(圣彼得堡-克里米亚-英国-德国-美国-瑞士)中,从“少年富翁”到遗民、贫困的代课教师,再到畅销书作家,从有车到无车,从庄园锦衣玉食到一家三口无固定居所,他真正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不变的是对文学、蝴蝶的迷恋,从未动摇。他从不妥协,他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为何能做出骄人成就?我的回答是:因素可能很多,但综合多种材料(特别是依据博伊德撰写的厚厚传记),我认为家教、贵族气质因素极为重要。

    也许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我确实认为他始终保持贵族气质,这个很重要。我的想法可能非常偏激,供大家批判。他无论在富贵的时候和贫穷的情况下,都保持贵族的气质,这极难的。他迷恋和蝴蝶并坚持高标准,从来没有动摇过,看他的传记可以确证我的看法。他的传记中译本翻译过来,有两卷,很厚。他小时候生在圣彼得堡,在17岁的时候成为富翁。17岁的时候他有多少钱?他查了他的传记,他有一百万英镑,20世纪初有一百万英镑,那是不小的数字了,可以说他是富翁。但到美国的时候,他成了穷光蛋,连自己住的房子都没有,挨家去找地方去。但是小时候就培养起来的对蝴蝶、对文学的爱好,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变化过。他始终如一地喜欢蝴蝶。有钱的时候喜欢蝴蝶,可能做得到,没有钱的时候还喜欢蝴蝶,就不是很容易做到。

我想,由此引出的推论不应当是“学习贵族、攀附富贵”。“贵族气质”,未必只有贵族才具有,贵族也并非始终都保有此气质。当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时,可以通过教化和引导,使人们追求高贵的、有品位的人生。美学、博物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都有可能帮助人们实现某种超越。超越不是一步迈出很多,不是要成为超人和圣人,而是超越自己,向上提升一点点,使人生更有趣、更有意义。树立理想,做一回自己,持之以恒,必有成就。这就是超越。原来已经达到一定境界者,可以做得更精致化一点,向往更儒雅更有情趣的人生,便是新的超越了。

科学史的许多案例以及纳博科夫的经历,确实在启示人们:在艺术上、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是需要一点贵族气质的。艺术与科学,本来都是无用的,为无用的事情劳神费力,是需要判断力和智慧的。当艺术与科学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人人可视的果实,再直接追求那些鲜花与果实,并不值得夸奖。

 

3.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以及“纳粉”的误解

 

第二个问题更关键:在他做的这两项工作中,科学跟艺术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纳博科夫本人留下了一些描写,他对于自己在两个领域的创新有一些刻画。记者们也经常采访他,他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在高雅艺术和纯粹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 (In high art and pure science detail is everything,据Johnson and Coates,1999: 306) 直观上大师级人物可能不在乎细节,而更关注宏观战略。实际上,成为大师,自然在战略选择上是独特的,在此基础上对细节又有强调,才显得更特别。比如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很强调细节,其评传中有一小节“细节,还是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他的蝴蝶研究。如果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这句话不重要。但是,结合到纳博科夫本人来讲,这句话就有分量,就像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样,那就很重要了,别人说无所谓。我觉得纳博科夫一定意义上回答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一种相似关系。科学或者说他所从事的博物学研究非常讲究细节,那个蓝蝴蝶的分类非常复杂,不细心根本分不出来,不可能有超前半个世纪的惊人预见。没有细节,他的小说不会那么吸引人。

纳博科夫看到了真之美,也看到了美之真。他说:“I think that in a work of art there is a kind of merging between the two things, between the precision of poetry and the excitement of pure science.” (Johnson and Coates,1999: 307)他竟然提到诗歌之精确性、纯科学之激情,确有非凡之处。他故意反着说的。一般说诗歌不很精确,诗歌讲激情,而科学是讲精确性的。他反着讲,给出一种悖论性的叙述。细想一下,这并非只是一种修辞。读他的作品,能够感受到精确性、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而他做博物学研究呢,却充满了一种特有的激情!

他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 ”(There is no science without fancy, no art without facts,据Johnson and Coates,1999: 307)这同样反常规。这句话被人经常引用,还写到标题中。这个话好象也说反了,但名言经常反着说,直接说就不是名言了,说时间就是速度,这是名言。说时间是时间,只是直接描述。这个也要结合把一生的经历来讲,他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确实是这样的。

 他说:“I cannot separate the aesthetic pleasure of seeing a butterfly and the scientific pleasure of knowing what it is.”(转引自Gould, 2011: 51)在科学和艺术中均能体验愉悦:观赏蝴蝶的美学愉悦;知道它叫什么、分类地位如何的科学愉悦。这两种愉悦不能分开。纳博科夫也描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是什么?他在文学创作中和观察蝴蝶、蝴蝶分类过程中,他有一个非常深层的美学的愉悦。他说知道它叫什么、懂它,和欣赏它,是非常一致的。观赏蝴蝶的美学愉悦,和知道它的分类地位的科学愉悦,两者相关联。

针对纳氏一例,文学与科学之关系如何?学界已有一些讨论。

我很愿意介绍一位博物学家的看法。他刚去世。博物学大师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后一本书是《我已着陆》(S.J. Gould, I Have Landed, 20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他为美国《博物学家》杂志连续写一个专栏,写了30年,每三年拿出来出一个文集,一共出了十本。出了最后一本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个名字,第二年去世了、“着陆了”。他不否认科学与艺术彼此影响,但认为在两者之前或者在两者的背后有某种共同的基础:对细节的追求。这与纳氏的表述相似。

针对纳氏的公众形象,古尔德指出了四类误解。古尔德反驳了一些“纳粉”的评论,纳粉有些描述不准确,建立了很多神话,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神话:

(1)创新(Innovation)神话, 针对理论、方法。一些纳粉认为纳博科夫在文学上如此伟大,那么在科学上,他也一定是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一样,有巨大的创新。古尔德说,这个是不对的。纳博科夫他在科学上没建立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更厉害的新方法。只是在昆虫解剖上有一点创新,他主要的成就是观察、描述、分类,他做的工作属于博物学那个传统。所以,第一个神话不成立,那些粉丝的想法是不对的。

(2)勇气(Courage)神话,针对纳氏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评论。纳博科夫在很多场合中发表了对达尔论《进化论》的一些评论。那些评论在外行看来好像就是否定达尔文的,实际上那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共同的表述习惯。古尔德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也是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大师,深知这一历史状况。因此按古尔德的看法,这一神话也是不成立的。

(3)艺术性(Artistry)神话,针对其博物画。纳博科夫画了很多博物画,他经常画蝴蝶。比如给他妻子写信时也附上一幅蝴蝶画,在给朋友的一些信件上也会画蝴蝶。他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他的粉丝们当然就会夸张,说他这类东西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是因而他一位艺术大家。古尔德说,他画得一般般,在博物绘画的传统中,他仅仅算个爱好者。所以这个神话是不成立的。

(4)文学品质(Literary quality)神话,针对昆虫分类学描述所用语言的艺术性。纳博科夫发表的昆虫学的论文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他的粉丝可能并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翻看过,就想当然地猜测科学论文中也是用文学的语言来写作的。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他的论文我基本都翻过,充满了林奈式的极枯燥的分类学描述,外行不忍卒读,只有非常专业的人士能够看懂。所以这个神话也是不成立的。纳博科夫在文学界是用文学语言来写作的,在昆虫学界当然是用林奈以来的分类学那种枯燥的语言来描述的(当然那是精确的)。

    古尔德否定了这四类误解,并不是想否定纳博科夫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文学家。那么,古尔德要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纳氏的科学和文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古尔德的回答非常有趣,也超出预期。他认为两者有关联,但不能只在一个层面上看。他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一致性。传统评论过分注意在一个平面上讨论科学与文学谁影响了谁,而没有看到不同层面。古尔德说要追寻更深的一层(deeper level), 寻找背后的精神特质(underlying mental uniqueness)来解释上一层面两个不同领域的成功。古尔德新见解的好处是:纳博科夫的故事教导我们,创新的背后有某种重要的统一性,传统上艺术与科学互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then Nabokov’s story may teach u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 unity of creativity, and the falsity of our traditional separation, usually in mutual recrimination, of art from science. 据Gould, 2011)。

    我想,古尔德的看法是对的。对纳博科夫而言,不能停留在平面化的“科学促进了文学或者文学促进了科学”。在纳博科夫的人生中,科学跟文学的背后还有人生观、一种追求, 那个东西可能成为解释科学与文学(或艺术)这两者。也就是说,并行的两件事情,其原因可能是在前的东西或者背后的东西。

 

4.博物人生与博物学传统

 

第三个问题是博物学创作与人生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更泛化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容易回答的。结合纳博科夫,可以说点个人化的看法。纳博科夫热爱生活,富有博物情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纳氏一生中,爱好、学术与做人是一体的。在“生活世界”中与大自然对话、与他人的相处,要有自己的坚定信仰,无论是做科学还是搞创作,都不要辜负自己的智慧(Wisdom),不单纯是智力。

博物学与创作都要讲究细节真实!做好双L要有足够丰富的生活体验。好的科幻:讲究逻辑,在可能世界中为真。好的文学:内容可信,虽然可能是虚构的。

文学作品当然是属于虚构了。文学中有一部分属于科幻作品,什么是好的科幻作品呢?好的科幻作品要有细节,要讲究逻辑,要讲究可行性,或者说它在可能的世界中要真实。它不是随意的虚构。科学不是由数据单纯经由归纳法而得出来的,不是单纯由经验、数据决定的。自然科学声称讲究客观性,愿意用“发现”不愿意用“发明”这样的词儿。其实,从新型科学哲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看,发现与发明差别并不特别大!科学与文学一样,是一种人为创造、建构,当然也不是胡来。

如何创造、创造什么,与价值导向有关。

在我看来,纳博科夫的文学与博物学都是极佳的创造、发明。他做的科学并不是一般的、当下主流的还原论科学和数理科学,而是科学中的一个古老门类。他做的这类科学跟保护生物学家吕植老师做的有点相似,都属于古老的博物学传统。有的人研究动物喜欢把动物关起来做人工的驯化、繁殖、切割、测序,纳博科夫不是这样。现代生物学喜欢做控制实验,这个传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大概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纳博科夫不属于这个新传统而属于旧的博物学传统。

我常讲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和数值模拟传统。以天文学为例,天文学在早期属于博物学传统,这可从名称和做法看出来。在牛顿时代,天文学变成了数理科学,后来又有变化,不是做控制实验,这个很难,很难对天体进行实验,后来用计算机数值模拟天体运动和演化。如今的天文学包含上述四大传统中除控制实验外的所有因子。生物学也一样,现在的生物学或叫生命科学覆盖了上述四个传统,但是博物传统被大大地忽视。人们认为博物学传统不重要。用博物学传统去研究非常艰苦,想写出一篇论文很难,比如吕老师在野外工作几个月几年,也不容易生产不出几篇论文来,非常难,不像控制实验传统,把试管里摇一摇,一个礼拜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不但如此,控制实验的结果还被认为是深刻的,是真正的科学,而博物传统做的东西被认为不那么深刻,或者不像科学,甚至还有人讽刺说“你们做的根本就不是科学”。这是科学传统歧视!从我们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角度来讲,这四个传统同样重要,特别在今天应该强调博物学传统,而纳博科夫确实属于这一传统。当然这四个传统只不过是社会学家韦伯讲的“理想类型”,现实的科学比这复杂。另外,博物学也并非都是科学,恰好有些内容不是科学,它才更有趣,更值得关注。

感谢田松和杨莎从美国帮助下载多篇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论文。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同行。(据演讲录音整理。北京大学美学散步沙龙之“观天地生意、赏博物之美”活动,2013.11.23,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收录于《从博物的观点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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