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锺书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批判 2018-04-24

摘要：钱锺书的小说以现代社会中的弃道知识分子为主角，批判其见利忘义、折腰于金钱的丑态人生，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钱锺书对现代社会弃道知识分子的批判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揭露知识分子背弃追求真知的立身根本，嘲讽无真才实学的假知识分子；二是揭露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质疑放弃修身的道德伪君子，三是揭露知识分子弃道忘义追逐金钱的行为，否定现代社会的金钱奴隶。

关键词：钱锺书，知识分子批判，假知识分子，道德伪君子，金钱奴隶

 

 

从历史上考察，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弘道的传统，注重入世和修身。学者余英时深入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提出了知识分子与道的密切联系：“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他认为，商周时期，“道”是一种抽象的原始观念，大体上指“天道”；而知识分子则是指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事的底层贵族。如周代就将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人称为术士或儒。这些术士因具备特殊才能得以通天道，从而知晓人间的吉凶祸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道”的观念发生变化，“天道”与“人道”结合，具有“天人合一”的倾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周代封建秩序解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贵族阶层脱离一跃成为四民（士、商、农、工）之首。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化直接促成了思想解放，使其能够自由地超越自身和阶层去探求理想世界——“道”。知识分子的道之探求体现为两种途径：一是入世辅佐君王重建政治秩序，以“道”助“势”（政统）；二是返归自身注重自我精神修养，以“内圣”而“弘道”。如《孟子》所载“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就是此两种途径的形象描述。“得志”意味着享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遇，此时的士可通过政治的途径来实现“道”，使民众得到惠泽；“不得志”则意味着未享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机遇，此时的士应以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来承载“道”，使其得以在世间彰显。自春秋战国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贯保持着弘道的传统，以入世或身修的方式承担着道的重任。因此，余英时一再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 。

然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却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发生了弘道和弃道的不同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继承弘道传统，或以入世精神担负重任而成为时代启蒙者，或注重身修完善自我理想人格而成为精神楷模；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则放弃弘道传统，在现代社会的物质和金钱诱惑中自甘堕落，放松自身道德品行要求，失落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品格。文坛对弘道和弃道不同知识分子群体的书写，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倾向。其一，表现知识分子弘道主题的文学作品属于主流的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前者兴盛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主要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和愚昧思想，以达到建立科学、民主现代性精神的目的。具体代表作家作品如下：小说类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戏剧类有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获虎之夜》、丁西林的《压迫》等；散文类有鲁迅的杂文等。后者兴盛于30、40年代，主要描写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崇高行为和英雄事迹，以达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具体代表性作家作品如下：小说类有夏衍的《春寒》、李广田的《引力》、沙汀的《困兽记》等；戏剧类有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岁寒图》等；诗歌类有艾青的《火把》等。其二，表现知识分子弃道主题的文学作品则属于非主流的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主要讲述现代社会中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倾向进而达到批判社会弊病的目的。具体代表性作家作品如下：张爱玲小说《沉香屑 第一香炉》和散文《私语》、钱锺书的《围城》等。

钱锺书的小说以现代社会中的弃道知识分子为主角，批判其见利忘义、折腰于金钱的丑态人生，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曾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其中，“某一部分社会”指的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某一类人物”则是指在现代城市中弃道忘义、迷恋金钱的知识分子。首先，钱锺书有意将主要故事地点设置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中。上海是中国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被称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大量复制和移植了国外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现代生活模式，俨如西方现代社会的翻版。小说《围城》的首个地点便是一艘航行在海上的法国邮轮，这艘邮轮自法国开往上海，暗示着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输入上海的近代史实，为全书铺设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法国邮轮到达目的地上海之后，钱锺书便通过主角方鸿渐的视角展示了上海的现代城市商业气息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看重：接船的方家兄弟图鹏是某银行的行员，为了不浪费金钱而擅自将方鸿渐要求发给家里的电报改为打长途电话；出资供方鸿渐留学的挂名岳父是点金银行的经理，本着“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的金钱商业法则而坚持登报炫耀女婿的洋学位；拉亲家的张先生是美国花旗洋行从事商贸中介活动的买办，以金钱作为挑选女婿的门槛而否决了穷酸的方鸿渐。其次，钱锺书集中笔力描写了现代社会中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弃道知识分子。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水深火热之中，上海虽然内部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社会的转型，但其外部也同样面临着日本亡国威胁。生活于这一时代的诸多知识分子积极积极入世弘道，或端起枪杆子亲赴战场，或拿起笔做武器书写正义。但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背弃弘道传统，既不参与国家政事，也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彻底迷失在现代社会的物质金钱中。钱锺书的小说书写了这一部分弃道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他们的弃道人生诘难现代社会的物质化生活方式和金钱至上观念，凸显了现代性批判倾向。

钱锺书对现代社会弃道知识分子的批判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揭露知识分子背弃追求真知的立身根本，嘲讽无真才实学的假知识分子；二是揭露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质疑放弃修身的道德伪君子，三是揭露知识分子弃道忘义追逐金钱的行为，否定现代社会的金钱奴隶。

 

一、嘲讽无真才实学的假知识分子

知识是知识分子区别于社会其他群体的标识。知识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宇宙的认识和经验，是客观存在的“真”和“知”；知识分子学习、探求知识的活动实则就是一种求真和求知的活动，其本身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影响下，知识不再是一种客观的“真”，而变成人们追逐名利的工具和手段，知识分子学习知识的活动也就披上了厚重的功利外衣，从求真、求知变成了求文凭和求名誉，由此产生了诸多徒有虚名却无真才实学的假知识分子。

钱锺书的小说采用讽刺的语调和写实的笔法详细罗列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种种虚假面目，有的拥有真文凭却无真才识，有的干脆造个假文凭来掩盖其无真才识的真相。（1）拥有真文凭的假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在钱锺书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猫》中的李健侯，金钱、文凭、名誉样样不缺——父亲有钱、自己曾留洋拿过外国学位、太太喜好举办家庭沙龙广交艺术节名流，唯独缺少一部证明自己才识的著作。为了完成这一著作，李健侯绞尽脑：先是考虑著作的内容，却发现自己头脑不太好写不出好思想，“当学生时，老向同学借抄讲堂笔记，在外国的毕业论文还是花钱雇犹太人包工的”；接着试图选择最适宜的体裁来弥补内容思想方面的不足，编名著的人名引得虽不费心却是大学生或小编辑员的事，写食谱虽切合自己的美食专长却因另一美食家的嘲讽而放弃，最后决定写欧美游记，因为“写游记可以请人帮忙，而不必声明合作；只要确曾游历欧美，借旁人的手来代写印象，那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此外，还有《围城》中的曹元朗和苏文纨，二人都以拥有洋学位的诗人或诗歌专家自居，但外在声誉却与内在才识相距甚远：前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学文学，效仿外国新古典主义讲究用典的诗风进行诗歌创作，生硬地将不同诗人诗句和中西文拼凑在一起，完全不理会诗歌的意义和整体美感，属于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却只学会了皮毛不得要领的假知识分子；后者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博士，读的专业是法国文学，毕业时却以论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获得博士学位，属于以本国文学糊弄外国人而得到外国学位的假知识分子。由此可见，文凭并非等同于知识，拥有文凭的知识分子所欠缺的恰恰可能是知识。

（2）拥有假文凭的假知识分子。钱锺书在《围城》中借方鸿渐之口点破了文凭的重要性：“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正是这一小小文凭的“遮羞包丑”功能，使得众多不学无术的假知识分子纷纷以一张假文凭来掩盖自己知识的不足。方鸿渐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挂名岳父资助下得以出洋留学，但学习难度却一降再降：首先，因能力有限无法胜任土木工程类技术性学科的学习，便选择了容易蒙混过关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接着，在专业选择上避难就易，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再转到中国文学系，变成了“学国学的人出洋‘深造’”的滑稽之谈；再接着，在四年的时间里如同旅游观光般轮换了三个不同国家的大学——伦敦、巴黎和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为了向家人交差以及证明自己的才学便于找工作，方鸿渐花钱从一个爱尔兰人手里购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文凭。事实上，这是一张子虚乌有的学位文凭，不仅文凭本身是爱尔兰骗子自己用打印机伪造的，而且根本不存在颁发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此外，还有一位同样拥有此假学位文凭的韩学愈，他依仗着手中的假文凭树立自己的学术权威，轻易骗取了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职位和高薪。可以说，假文凭不仅遮敝了假知识分子的无知，还成为其沽名钓誉的有利工具。

 

二、质疑道德伪善的知识分子

修身是中国知识分子弘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其特有的一种文化色彩。“修身”最初是中国传统“礼”的一种规范，指个人对外在身体衣饰、仪表仪态的整理和修饰；春秋时期演变成为知识分子弘道的一种途径，指失势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通过加强内在道德修养的方式来担当道义；后来，修身泛化为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对自我精神、人格品质等的道德要求。尤其对于担任传道授业角色的教师知识分子而言，修身立德更是具有双重意义：于己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继承弘道传统；于生能够树立道德典范、规范学生言行。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着道德修养与知识学问并重的传统。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物质化生活方式和享乐主义潮流的强烈刺激下，知识分子的个体欲望日益膨胀。不断挤兑传统道德规范并冲破道德底线，最终导致了知识分子修身传统的瓦解以及个体道德的失落。

钱锺书的小说真实展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放弃修身、道德沦落的虚伪面目，既有普通知识分子的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偷情行为，也有教师知识分子违背师德的嫖妓、赌博和欺瞒等不良行为。（1）普通知识分子的伪道德。《纪念》中的曼倩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知识女性，结婚后成为专职太太照料家庭事务。丈夫才叔是其大学同学，一个家庭出身穷苦、工作安守本分的办公室职员。由于战争爆发，曼倩和才叔新婚后不久便随任职机构搬迁到了内地的一个小山城。山城的闭塞落后和家庭生活的琐屑平淡，使得曼倩的婚后生活乏味、闷气，她经常“闲坐在屋子中间，看太阳移上墙头，受够了无聊和一种无人分摊的岑寂”。虽然曼倩不改知识分子本色依然保持着爱读书的好习惯，但“只恨内地难得新书，借来几本陈旧的外国小说，终铺不满一天天时间和灵魂的缺陷”。曼倩的沉闷生活持续了两年，直至丈夫表弟天健的出现。天健是一位身材高壮、善于交际的航天员，他与曼倩一家的首次会面便以幽默的谈吐博取了曼的好感。此后，天健不断找借口有意接近曼倩。一个是精力旺盛的青年男子，另一个是耐不住寂寞的家庭主妇。叔嫂两人在表面看似正常的交往中，暗地里却潜藏着各自不可告人的肉体欲望。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和情感调拨，叔嫂二人最终冲破伦理道德底线有了不正当的男女肌肤之亲。故事最后，天健为国殉职，曼倩婚后两年一直没怀孕但此时却发现意外怀上了天健的孩子，而蒙在鼓里的才叔却打算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天健”，以此纪念夫妇俩和天健这几个月的短暂相处。这一颇具戏剧性的结尾，暗含着作者钱锺书对知识分子逾越家庭伦理道德行为的嘲讽和否定。

（2）教师类知识分子的伪道德。《围城》叙述了一段三闾大学的教师教书生活，展现了李梅亭、韩学愈等教师的伪善面目。三闾大学是战争时期新组建的大学，校址虽设在内地，教师职员却大多聘自上海等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这些教员深受现代物质化生活方式影响，追求个人享乐主义，还试图以严肃正经的道德伪面目掩饰其贪婪的内心欲求。李梅亭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后任校训导长职务。他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便是提出了经自己改良的导师制计划：“在牛津剑桥，每个学生有两个导师，一位学业导师，一位道德导师（Moral tutor）。他认为这不合教育原理，做先生的应当是‘经师人师’，品学兼备，所以每人指定一个导师，就是本系的先生；这样，学问和道德就可以融贯一气了。”但颇具讽刺的是，李梅亭作为训导长向各教师提出的“经师人师”和“品学兼备”要求，连他自己也无法做到——既无学问更无人品。在知识学问方面，李梅亭不具备真才实学而善于贩卖知识，他把所教课程的知识资料整理成卡片随身携带，声称“这是我的随身法宝，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知识对其而言仅是外在卡片而非内在思想；在道德人品方面，李梅亭是言行不一、私生活糜烂的道德伪君子，他以训导长身份宣称“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男女同事之间来往也不宜太密，这对学生的印象不好”，但实际上自己的私生活却劣迹斑斑，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寻欢作乐，如在赴职途中主动亲近新丧夫的年轻寡妇和勾搭妓女王美玉，还在任职期间到镇上嫖土娼，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钱锺书在文章《论教训》中委婉批评了诸如李梅亭顶着训导主任头衔却自身道德败坏的行为，他说道：“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此外，三闾大学教师的伪道德面目还表现为待人不诚。同事之间的相处全无“君子坦荡荡”的知识分子古风，反而暗地里玩弄阴谋诡计，以达到欺压他人或增强自己势力的目的。历史系的韩学愈视方鸿渐为眼中钉，一是因为方识破了自己假文凭的底细，二是因为方顶替了本该属于自己夫人的英文课钟点。韩学愈为拔掉眼中钉使出了学生发难老师的计谋。他通过请客吃饭的方式成功拉拢几个学生到方的课堂做间谍，详细记录方的错误呈报学校，以此弹劾方的授课资格。与韩学愈的排挤相反，中国文学系的汪处厚却出于培植自己亲信的目的极力拉拢方鸿渐。他不仅替方牵线做媒，还向方私授如何通过外校聘书提升自己地位的秘法。在这些工于心计的谋划和勾结之下，学校教师队伍分裂成了不同的派系组织，如粤派、少壮派、留日派等。教师们忙于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阴谋算计，既无暇顾及教书育人的重任，也彻底抛弃了“以诚相待”的君子之礼。由此可见，三闾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带着“品学兼备”的假面具传道授业、为人师表，实际却是私生活不检点、待人不诚的道德伪君子。

 

三、否定沦为金钱奴隶的知识分子

金钱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象征物，也是人们追逐的对象。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需品大多能够自给自足，少量剩余产品的交易遵循物物交换原则，金钱并非物物交换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则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社会分工细化，商品交易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金钱是商品交易的媒介——“它是一切的等价物，任何东西的等价物”，其地位不可或缺。金钱一跃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象征，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现代社会的金钱至上观念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知识分子本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求真、求知为人生目的，承担道义、追求完善道德人格。从古代至近代，知识分子既不因物质生活的穷困而放弃追求真知，如儒家圣人荀子所言“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也不会为外在利益的诱惑而放弃独立精神人格，如晋代君子陶潜辞官所言“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更不会为了金钱而放弃社会道义和爱国心，如新儒学大家徐复观所言“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其良心的归结，更明显地会表现在对国家的眷恋，对乡土的眷恋之上”。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金钱诱惑加剧，众多知识分子纷放弃真知、修身和社会责任的道义传统转向追逐金钱，沦为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奴隶。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书写的正是这一部分弃道逐利的知识分子。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批判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屈服于现代金钱的奴态。中国内外交迫的双重困境给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艰巨的历史重任：或在国家危难关头弘扬道统，积极抗日救亡承担历史责任；或在现代社会中拒绝金钱诱惑，完善自身道德修养以及坚持独立人格。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逃避历史重任而自甘堕落于现代社会，走向了弃道忘义的第三种道路。钱锺书详细书写了这一部分弃道忘义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钱以同时代知识分子为对象，揭露了他们在现代金钱驱使下从彬彬君子转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奴隶过程；另一方面，钱还通过夸张、讽刺等艺术手法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金钱奴态，从而表达了对此类知识分子及现代金钱的否定和批判。具体来说，《围城》中的知识分子金钱奴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不顾国家危难倒运私货大发国难财，二是无视修身传统以玩牌赌钱来释放贪婪欲望。

知识分子金钱奴态一：倒卖私货发国难财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洪流之外还出现了倒卖私货发国难财的金钱奴隶。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状态，富有道义感的知识分子勇敢地承担起了抗日救亡的时代重任，李泽厚曾指出：“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分子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然而，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另有一部分身处现代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逆势而行，不顾民族危亡反而抓住战争商机大发国难财。这些发国难财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未受战争困扰的公共租界地区（如上海），通过倒卖私货的方式大发战争横财。具体来说，他们利用私人探亲、出差往返上海和内地的机会，随身携带大量购自上海的奢侈品和药品到内地贩卖。一来因内地交通封锁、物资匮乏而得以卖出高价钱，二来又以私人买卖方式逃避了贸易税，所得款项悉数装进自己腰包。这些带私货发国难财的知识分子，豪无知识分子弘道修身本色，尽显唯利是图的现代金钱奴态。

《围城》中的苏文纨便是战争期间倒运私货发国难财的知识分子之一。她是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原本颇具知识分子儒雅风度：以读书求知为业，喜好评诗写诗，常与他人交流学问心得；以大家闺秀为重，与人交往保持矜持之态，说话得体；鄙视金钱与学问挂钩，称方鸿渐办银行的岳父是“俗不可耐的商人”，批评其按照商品交易法则将读书视为钱与文凭交换的做法：“只知道付了钱要交货色，不会懂得学问是不靠招牌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金钱法则的驱使下，即使是自视清高的苏文纨也未能抗拒利益诱惑加入了淘金队伍中，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发国难财。一方面，以商人的眼光瞄准了战争期间内地物资短缺的商机，每次从上海飞到重庆探亲总要私带化妆品、高跟鞋、自来水笔等新上市的奢侈品到内地高价转卖；另一方面，还以银行家的敏感预测到战争将会引发本国通货膨胀及钱币贬值，劝身边朋友快买外汇以防财产缩水。苏文纨从儒雅知识分子到金钱奴隶的急剧转变，使熟悉其以往性情的人们大为诧异。方鸿渐与苏文纨交往甚密，两人曾是大学同学，后又分别出国留学并同乘一条船回国。在方鸿渐的眼中，苏文纨本是一位喜好吟诗赋对的知识分子。但抗战爆发后，方鸿渐却惊异地发现苏文纨已经堕落成为一名市侩的投机商人：

鸿渐惊异得要叫起来，才知道高高荡荡这片青天，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只供给投炸弹、走单帮的方便，一壁说：“怪事！我真想不到！她还要做生意么？我以为只有李梅亭这种人带私货！她不是女诗人么？白话诗还做不做？”

钱锺书在这里使用了多个感叹句和反问句来表达方鸿渐的惊异。钱锺书曾对问句的使用有过系统研究，他提出，“盖疑事之无而驳诘，‘问’也；信事之有而追究，亦‘问’也；自知或人亦知事之有无而虚质佯询（erotesis），又‘问’也”。这里的三个问句属于第三种情况“自知事之有而虚质佯询”，即方鸿渐明知道事实却假装以不知情的语气反问，从而使问句带上了强烈的质疑语气。代表质疑的反问句与代表肯定的感叹句并列使用，传神地表达出了方既难以相信又不得不相信苏转变的惊异——难以相信是基于自己以往同苏的交往、了解，认为苏为人清高似乎不可能做出利用国难发财的行为；不得不相信则基于当前有目共睹、铁证如山的事实，确证苏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事实上，小说人物方鸿渐的惊异恰是作者钱锺书的惊异，钱借小说人物之口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从儒雅君子沦为金钱奴隶的批评。

在战争期间倒卖私货发国难财的知识分子还有李梅亭。在钱锺书笔下，李梅亭是一个的带有讽刺漫画色彩的投机知识分子。李梅亭本是教授先秦文学的上海教授，战争期间受聘前往内地三闾大学任职。他不惧旅途艰辛，费尽心思在行李中携带了大量西药。李用来装西药的行李箱极为夸张，那是一个与人齐高的大铁箱，被同行乘船的旅伴如此描述：“李先生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就是这么一个外形夸张的大铁箱，箱内布置却极为精细：箱内整体空间全部分隔成口厨式的小抽屉，小抽屉里挤满原瓶封口的西药，瓶与瓶之间还小心地用棉花紧密填塞。原来这些西药是李准备贩到内地高价出售的，他为了减少长途奔波对药的碰撞才想出了如此周密的保护措施——坚固耐摔的大铁箱、独立的小抽屉以及棉花的填塞。甚至，李还更为细致地考虑到了开封的贵药（鱼肝油）与不开封的便宜药（仁丹）到底哪个更能卖出好价钱的问题。面对女性同伴孙柔嘉出现胃部受凉呕吐急需仁丹治疗的请求时，左右为难，居然为这一不值钱的仁丹进行了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

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帐。虽然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每天一餐以后，吃三粒聊作滋补。鱼肝油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李先生披衣出房一问，知道是胃部受了冷，躺一下自然会好的，想鱼肝油吃下去没有关系……

这一段文字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李梅亭以金钱为重假仁假义的卑劣心理。最初，李考虑的不是人道主义立场的施药治病救人，而是从商品交易的角度衡量施药的利与弊：弊是自己损失了金钱，因为“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帐”；利则是赢得了外人的称赞，因为“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经过反复权衡算计后，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保留原封的仁丹以便日后卖高价钱，提供已开封的日本鱼肝油丸来显示自己的仁慈，因为“鱼肝油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虽然李经过思想斗争作出了施药的“善举”，但服药后的病人却更痛苦了——不仅病症未缓解反而又吐了一地，连刚吃下的药丸也全吐出来了。原来李所施的药功用在于补充营养，而病人的症状却是胃部受凉呕吐，以进补的药治疗呕吐的病自然是药不对症适得其反。最后颇让人意外的是，李的大铁箱子和药经过水上的轮船、公路的汽车和车夫拉的洋车等各式交通工具后，居然完好无损地到达了目的地三闾大学，并经过李撕破脸皮公然与学校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还卖了高价钱。可以说，钱锺书以漫画式的笔法描写了李梅亭的所作所为，包括其设计的夸张大铁箱、为一剂小小仁丹所做的复杂思想斗争以及适得其反的“善举”等等，极尽讽刺意味，也传达了他对投机倒把知识分子的厌恶。

知识分子金钱奴态二：玩牌赌钱

赌博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它是一种试图以小投入赢取大量金钱或财物的投机活动，其活动结果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或输个血本无归，或赢个盘钵满盈。赌博因迎合和助长了人们的贪婪欲望，自古就被提倡弘道修身的知识分子所鄙弃。明代一宦官入狱后反思自己的过失时称“内臣读书安贫者少，贪婪成俗者多，是以性好赌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赌博导致其品性失衡——贪婪增多而安贫减少。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金钱至上观念无限释放了人们的欲望，人们渴望以最小的投入迅速攫取大量金钱，赌博这一投机活动因此再度盛行于知识分子中间。

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揭露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迷恋金钱嗜好赌博的陋习。青年钱锺书曾有过出国留学和回国在内地大学任教的经历：钱于1935年秋赴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9月因担心国内战争局势自法国乘船回国，并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后顺利抵达香港；钱从香港上岸后随即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职，1939年冬另赴湖南蓝田国立师院组建外语系。钱锺书将自己的亲身见闻作为创作素材，在小说中摹写了留学生在回国法轮上聚众赌博以及内地大学教师打牌赌博的陋习。（1）留学生聚众赌博陋习。这些留学生返程回国的时间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其时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正逼近北平和内地其他省份，大规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他们聚首在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危难时刻，其身上延存的知识分子救国弘道传统一下被激发出来了：“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即就回去为它服务。”然而，这一弘道壮志只是昙花一现，随即便被更具诱惑性的打牌赌博给代替了：

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

留学生们为自己的嗜赌陋习找到了“寄托乡心”和“适合世界潮流”这两大充分理由，冠冕堂皇地开始了赌博的活动。赌博犹如一个鼓风机，不断膨胀着留学生们的内心欲望，致使其赌博行为愈演愈烈。初上船时，他们还能理性地压抑内心欲望，把赌博当作一项娱乐性“消遣”，正常地吃饭睡觉；临下船时，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贪婪欲望，“拼命赌钱，只恨晚上十二点后餐室里不许开电灯”，赌博甚至取代了睡觉这一正常人体需求。为了满足赌博的金钱欲望，留学生们暗地违反邮轮规定通宵打牌，后因打牌声音太大而被法国领事查到，还与法领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全无知识分子的修养和礼节。

（2）大学教师打牌赌钱陋习。担任大学教师职位的知识分子肩负传道解惑授业重任，本该为人师表努力完善自我道德修养，以做好学生表率。但三闾大学的教师们一面在学生前提倡抗战时期的正当娱乐，一面却偷偷打牌赌钱。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外界发现，还想出了所谓的“无声麻将”，即“桌子上盖毯子，毯子上盖漆布”。三闾大学教师们的赌博活动危害重重，不仅影响了其正常的教学本职工作的开展，也与君子立德和立诚的优良传统相抵牾。赌博使知识分子迷恋于金钱投机游戏中无法自拔，反复印证了“玩物丧志”的古训：既销蚀了其为国服务的宏志，也吞噬了其求知修身的君子美德。

总的来说，钱锺书的小说以知识分子弘道传统为原点，批判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弃道丑态，即无真才实学的假知识分子、放弃修身的道德伪君子和折腰于现代社会的金钱奴隶。这一批判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身上，还直指其身后的现代社会——导致知识分子堕落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引发人们深刻反思现代社会的金钱至上观念、物质生活方式等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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