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专访：从《女性人类学》到《新女学周刊》 —— 禹燕访谈录

25年前，一部《女性人类学》让她年少成名，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拓荒者；

 

25年后，她主编《新女学周刊》，退居幕后，潜心搭建学者与社会的沟通平台；

 

未谋面时，“女性主义研究者”“学者型编辑”，让我们觉得唯有仰望才能与之对话；

 

见面如沐春风，态度谦和、温婉幽默；自我调侃：“其实我左半边脸会比较上相。”

 

她一度游离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圈子，归来时已然将个中因由看得更清；

 

她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坦言自己是女性研究中的“温和派”；

 

她是禹燕，一个想做“大青衣”式女性媒体的女子。

 

我希望《新女学周刊》具有“大青衣”的气质，外表优雅大气，内心丰厚沉静，既“悦目”也“赏心”

 

 

+

 

记者：禹老师，您主编的《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的一大亮点，其中既有政策研究、调查报告，也提供丰富的知识、观点，读来令人受益颇丰。同时，周刊的文章、报道也对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都是我们慕名来采访您的原因。

 

禹燕：谢谢你们的关注。《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去年（注：2012年）创刊的，当时我们报社新上任的总编辑孙钱斌希望本报更具思想力，更有影响力，使这份中国唯一的女性主流大报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我过去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所以就担纲主编，做起来了。其实当时压力蛮大的，也花费了很多心血。不过正如你们所言，周刊在女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也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和妇女工作者的关注。另外，先后推出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缩小男女工资差距的立法构想》《关注中国女性人口状况》《西藏妇女口述实录》等，也得到了有关决策层的关注和重视。

 

 

 

记者：看得出来您的用心。现在的女性媒体比较缺乏有理性、有深度、有力量的声音，这是否也促使您想办好《新女学周刊》？

 

禹燕：我觉得女性媒体可以类比戏曲中的几种行当：青衣、花旦、刀马旦。我们大量的女性媒体相当于花旦，打扮得很漂亮，活泼可爱，如红娘一样乖巧体贴，专注于生活服务；还有的媒体就像刀马旦一样，为弱势群体女性提供一些情感慰藉和法律帮助，这类媒体运作好的就具有侠义之气，运作不好的就以女性受伤害、被侮辱的故事吸引受众；还有一类就像青衣，外表端庄大方，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内涵，应该看到，一些女性媒体正在努力成为内外兼修的青衣。 

 

《新女学周刊》虽然只是中国妇女报的一个周刊，但我们希望她成为传媒“青衣”，让她外观看起来很舒服，不会让人敬而远之，但内在的东西也有底蕴。

 

记者：人们提到《新女学周刊》，大概都会问：“女学”是指什么？“新”在哪里？请您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

 

禹燕：“新女学”是我们为《新女学周刊》而专设的命名。其实，“女学”在中国是一个传统概念，既泛指旧时的女子教育也特指近代而兴的女子学校，而当“女学”与“新”字相遇后便有了崭新内涵。可以说，“新女学”是与性别相关的学术研究、知识传播与社会实践的集合，是女性/性别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表述。因此，“新女学”既携带着女性解放的理想基因，也秉承着女性主义的学术气质，还夹带着中国文化的悠远乡音。它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简单传导，也不仅是少数学者的冥思独白；它致力于性别研究的中国化，它不但要推动性别平等进入决策主流，也要推进两性和谐融入公众生活。为使新女学“新”，我们力求做到理论上的前沿性、观点上的新锐性、态度上的包容性、表达上的策略性。另外，就是培养新人，给年轻人机会。

 

记者：学术问题出现在大众报纸上，而且稿件或访谈对象主要来自科研院所、专业院校，有可能会让人感觉比较“阳春白雪”，您在小众话题与大众媒体之间如何平衡呢？

 

禹燕：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两个版的周刊，肯定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只能尽可能在影响到决策层的话题上做到最大化。我们的定位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为女性/性别研究者服务，二是为妇女工作服务，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分析与决策依据，三是为有性别平等理想的读者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讲纯粹的理论，所以我们两个版面，一版是注重于理论的《知·道》，传播女学的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版《行·范》主要是关于性别平等的实践性探索，包括在推进性别平等中一些有价值的范例。理论这部分更多是面向决策层和学界，目的是增加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实践这部分更多的是面向行动者，更大众一些。我们试图把大众化的传播和对决策层的影响结合起来。

 

 

性别视角与学术的新闻化传播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

 

+

 

记者

您的职业理想是做“学者型编辑”、办“有思想的媒体”。把学术问题用新闻的方式传播出去，既需要不惧市场的勇气又需要大胆创新的想法，可否把您的心得和我们分享一下？

 

禹燕：说起如何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我们也只是在以下方面努力尝试。首先是抓重要的时间节点，通过主题性策划，体现理论的时效性。比如我们在教师节做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在重阳节做的《性别视角下的养老制度变革》等等。其次，是抓现实热点，推动学者为改变现实而思考，体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干预性，比如“建言公共政策系列”推出的《关于缩短男女职工收入差距的立法构想》、《让女性原始创新融入农业科技创新主流》等建议，不仅接地气，也都得到不同层级决策部门的重视。还有就是抓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体现理论传播的新闻敏锐性，比如我们关于女性与税收政策改革等文章就具有开创性价值。

 

记者：把“女性/性别”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看新闻事件，这是一个新鲜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呈现。

 

禹燕：对。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比如美国校园枪击案，别人看这件事，会从很直观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们请的专家是从“母婴关系”的角度——凶手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这就是亮点。我们很多专家跟编辑之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他（她）们通过看你怎么编，就知道该怎么写。有的专家越写越好，原来写的东西可能学理性很强，但是渐渐的，就会把这些新闻点勾描的特别好。

再比如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反暴力”的系列讨论，其中一篇文章谈到“足球需要女性主义”，讲的是加拿大、尼泊尔等国如何利用足球的公平游戏规则教育青少年参与反暴力，非常有新意，也有新闻点。我们就把标题改为《反思并重塑男性气质  让‘足球’加盟反暴力》，这篇文章引起不少男性的兴趣。

 

妇女解放与个体幸福感

 

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我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女性应该怎样做女人，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不要规范划一，要超越群体性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女人自己的选择。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研究女性主义的“小名人”，现在也还在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您当初是如何与女性主义结缘的呢？

 

禹燕：我当初的理想实际上是当个“红学家”，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红楼梦研究所。结果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却被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离学者梦有点远，多少心有不甘。后来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学在中国兴起的机缘，我自己呢，从小比较要强，可能也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慧根”吧，就写了《女性人类学》这本书，当时算是这个领域的“开创之作”。写完这本书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游离在女性主义研究圈子之外。主编《新女学周刊》让我回归女性/性别研究，我感谢妇女报给我这个平台。我们的黄海群社长、孙钱斌总编辑都是有性别平等理想的人，他们支持我能用对学术的理解、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对新闻的理解，来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让学术更鲜活，更有社会价值，为思想者搭建推动社会变革的桥梁。

 

2017禹燕出席首届媒介与女性跨界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记者：您说的对，理论不能束之高阁，只有落到实处，才有现实意义。有了这么多年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积淀，我想知道，在您的观念当中，女性在社会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禹燕：我觉得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的一大区别在于，男性文化是强调群体价值观的，女性文化强调个体价值观。女性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社会不要对她强求。我觉得有些女人，她愿意承担公共身份，愿意做更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在事业上奋发有为，社会要认可她的价值。有的女人，愿意相夫教子，她若觉得这是她的人生理想和幸福所在，社会也应该尊重她的选择。社会应该尊重个体价值。我认为，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

 

记者：您如何评价一百多年前兴起的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如何评价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女性解放在中国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调门很高了，但实际上的问题解决得又如何呢？

 

禹燕：这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问题，我谈点个人的理解吧。一般来说，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发端于 19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波及各主要发达国家，主要批判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推动女性走向公共领域，强调消解男女差别。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80- 90年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概括讲，这三次浪潮经历了从争取女性权利，到批判男性权力，再到反对二元对立、认同性别差异、寻求性别融合的历程。女性解放运动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理论思潮，对推动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公正、变革传统知识体系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既有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倡导，也有觉醒的知识女性与革命女性的参与和推动，和西方女性的独立奋斗有很大区别，所以有学者以“与男共舞”来精准概括，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女性解放在思想与路径上的独特性。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目标现在仍然具有特殊价值，值得深入挖掘，所以《新女学周刊》专设了“女史重建”专栏来回顾历史并向先驱们致敬。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号，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解放确实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是，也不必讳言，由于立法的滞后、执法的乏力，“男尊女卑”社会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的妇女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女性在很多领域获取资源、机会、保障的能力与水平都低于男性，女性、女童受暴力侵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要真正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需要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中协力推进。其中，立法的完善是前提，执法的到位是保障，社会观念的变革是基础。

 

思想的天空（禹燕摄）

 

 

记者：您似乎更倾向一种温柔合作的精神，而非性别之间的对抗与竞争。

禹燕：我理解的女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性别平等不仅是男女平等，不仅关注女性权益，也关注男性权益，还要关注其他性别少数群体的权益。作为一个女性媒体人，我希望能借助中国妇女报这个平台，以理性、包容的态度把性别平等的理念传达出去，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今年“三八”节，我们报社还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共同发出了《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媒体倡议书》，号召媒体做性别平等的传播者、守望者、践行者，就是希望媒体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不只是女性媒体，而是所有的媒体人，都能参与其中。

■节选自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2013年第6期，原标题为《女性媒体“大青衣”之<新女学周刊>（禹燕访谈录）》  作者：颜真、潇野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支持公益传播，所转内容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告知，我们会立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