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你会选择一个很稳定的美满的家庭，还是选择像今天这样独立来担当？

杨文萍：我觉得今天的状态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差不多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人的一生冥冥之中都是朝着你该去的方向去的，很多东西早已经注定了，并不是我们能控制和选择的，就好像我必须经过早期的种种艰难磨练，才具备后来走这条路的种种条件和能力，如果老了还能一直画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

郭艳：你是哪一年来北京创业的？

杨文萍：2007年8月，我和云南另外两个艺术家一块来的北京，从一个相对单一的环境来到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一下信息量非常大，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一开始不太适应感觉压力很大，一是收入不稳定，一切生活来源都要靠卖画，不象在云南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生存问题。其次是对艺术本身的思考非常纠结，艺术除了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功能外，还能做的得更纯粹些吗？但纯粹的艺术不一定能卖钱，这种矛盾有一段时间让人感到非常焦虑和煎熬。

郭艳：当代艺术以鲜活的生命力发出自己独特的喊叫，我从你的早期作品里看到了非常张扬的东西——疼痛、纠结、欲望、危机，这些都代表着鲜活的生命力，你的艺术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开始“雾里看花”，好像疼痛感渐行渐远，比如《粉饰》、《荷色》、《痕迹》这批新作很明显的与过去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后面的思想背景和成长过程中的转折点，你觉得是什么呢？

杨文萍：转折点应该是东营艺术区拆迁。09年年底，东营艺术区拆迁那段时间也是我经历过的另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我和一些艺术家决定维权，坚定地不搬出我们的工作室。艺术区老板为了驱赶我们把暖气停了，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十几度，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外面积雪很厚，出不了门，只能窝在床上沙发上画一些小画，画完也很烦躁，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也没事情可做，无聊的我随手找了些尖的东西，钉子呀树枝呀什么的在画上面无意识地刻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好像一种重复的行为方式可以让内心比较平静，后来慢慢地就找到了画圈子的绘画语言。

郭艳：当时你有没有想到这种机械重复的方式跟佛教的坐禅、诵经、拨弄念珠等方法是否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呢？

杨文萍：栗宪庭老师做的那个展览《念珠与笔触》是我搬到到宋庄后才知道的。我并没有把自己往那个方面归类，经历过这个方法的绘画后感觉的确有治疗的效果，能够达到内心的释放和静定，后来就延续这个方法，想在油画语言方面上有所突破，想脱离西方一直以来所延续的油画方式，做一些绘画语言方法的探索。

郭艳：这个思考相对成熟吗？西方一直以来的绘画语言方式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改变或是打破它的语言方式呢？

杨文萍：我本身学的是油画专业，西方的油画是通过色彩的明暗、对比、光影的塑造、焦点透视等来造型，可能是专业所限制，有些东西一旦你学到了再想忘掉很难，装置和摄影我也在做，但对架上还是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情愫，只是尝试着在架上绘画语言上再走远一点，看能不能有新的方法。

郭艳：我觉得你最新的这批作品里面蕴含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元素，比如山水、石头和荷花呀，另外在“画圈”之前的笔触都有“写意画”的感觉，还有你每天都练习书法，你现在是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杨文萍：上大学那会85新潮以后倡导的西方文艺思潮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由自主喜欢的东西和思考方式都倾向西方，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太关注，我早期看的书啊、画册啊，大多是西方那一块的。最近这几年因为对佛学有浓厚的兴趣，相当于补课一样看了些禅宗和道家方面的书，才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方面有很多很滋养人的东西，特别是老子天道无为与自然的观念和身心性命的修养道术很吻合我现在整个身心想回归自然安定的一种心理需求。

郭艳：从你的作品来看应该也算是个分水岭，你在过去那个状态中关注的是自我，西方文化讲究的就是自我，是以人的个性的解放，人自我的生存发展为中心的。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淡化自我，不张扬人的个性。

杨文萍：关注的东西变了，内心自然也在改变，从早期的那种简单张扬、宣泄情绪的方式转化到内敛、理性的方式。其实艺术家作品里包含的内涵信息都是有来源的，不管是来自艺术史还是艺术家所受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或文化环境，最终都会呈现到作品里面。

郭艳：在文化归属方面你的下一步朝那个方向发展呢？

杨文萍：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我现在还在做某种尝试，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东西做一些融合，不是简单的只是利用中国元素和符号。

郭艳：不知道佛教对你影响到哪种程度？

杨文萍：佛教对我来说在为人处世的心态上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烦恼少了。过去不知道痛苦是因为来源于个人内心里的一种偏执，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你的心执着于一种变幻无常的东西，痛苦肯定是必然的。

郭艳：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吗？

杨文萍：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实际上我不太愿意当着别人的面流泪，不太愿意把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遇到难受的事就硬扛着，相当于一种粉饰，别人看我的作品很漂亮很美好，实际上里面隐藏着很多苦涩的东西，只是用我的方式转换以后呈现给别人的是美好的一面。我不愿意把自己内心撕开，血淋淋地让别人窥探，用一种委婉的、模糊的方式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郭艳：作品《粉红》、《欲破之茧》等等可以说跟性、性别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否主要表达了女性意识？

杨文萍：我没有刻意用某种方式去显露女性身份，实际上它更符合自然的个体心理暗示，曲线本身具有阴性的特质，它跟直线的那种阳性特征是有对比的。我在日常生活里喜欢的物品和图案大多偏好圆形、柔和的、曲线的，材质方面我也更喜欢柔软光滑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习惯而非天性。

郭艳：昆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镇，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你觉得昆明这种艺术氛围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文萍：学生时代时就经常从一些美术类杂志上看到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潘德海他们的作品。后来昆明在全国率先创立创库艺术区时，我比较幸运的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创库设立工作室的人之一。那时艺术家还没有流行北漂，叶永青在昆明开的上河会馆和创库红香蕉俱乐部在当时很有名气，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很活跃的艺术家也经常都会在昆明创库出没，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也很多，那可以算是创库的黄金时期。

郭艳：我觉得你们云南的艺术家还是喜欢抱成团的。

杨文萍：没有，恰恰相反，云南人是最不抱团的，云南人都太“个”，不象平原地区的人喜欢扎堆，云南人实际上是非常散漫的，哪怕经常在一块玩的几个好朋友之间作品风格相像都会觉得是一种耻辱，都会刻意回避，这跟云南少数民族的多元的山地文化是有关系的。艺术家也不是一茬一茬的出来，不像川美一毕业出来就是一批，云南从艺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水平也参差不齐，好的就冒出几朵奇葩，出类拔萃。云南艺术家现在在北京的大概只有三四十个人，去年北漂的云南青年艺术家在北京当代艺术馆做了一个群展，叫《合而不同》，十多个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形式和风格差异都非常的大。

郭艳：其实你的气质类型还是很阳光的，很正面的。

杨文萍：怎么说呢，我以前是比较情绪化的，天气总是会影响着我，阳光好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情都会好,天阴下雨情绪就会非常低落，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三不画”，天阴时不画，下雨时不画，天黑时不画，有阳光时才画画，不过现在好很多。

郭艳：你不仅是需要阳光，也向外散发阳光。

杨文萍：我觉得人有时就像一个容器，当你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向外索求，你已经满足时自然就会向外释放，这一切都取决内心的强弱，我希望自己是个有能量有温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