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年代、非常女声”艺术展名家专访——刘虹

艺术家刘虹，她总是通过灰色的调子、抽象的环境以及挑起困惑的手法将写实的描绘抽象化。即便在不同时期做出变化的时候，她也保持着一种稳定的态度小心翼翼地去提出差异。事实上，刘虹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具体而真实“自我”的经历的客观描绘，这样的描绘是那样地具有连贯性，以至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我”的完整的心灵肖像，一个值得尊重而不得去给予伤害的灵魂。

　　2015年初春，阳光明媚，艺术家刘虹女士、批评家陶咏白女士对话于刘虹女士的工作室：

　　陶：你艺术语言一直是写实的，但是你的写实突破传统的写实，离开了学院派，走向了后现代，具有当代性。

　　刘：是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当代艺术所注重的并非绘画语言是否写实，而是更注重艺术的观念主张。我虽然一直没有远离过写实，但我的理念并不属于再现生活式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总是抽离了时空背景的超现实主义的，有的系列甚至因此而显得十分抽象。

　　陶：在早期的《自语》系列中，你把人体的头包裹起来，遮蔽掉面部，其含义是什么？

　　刘：90那年代初，我刚完成了的《自语》系列的第一幅，入选参加了广州双年展后我就去了德国。德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置身于一个几近纯种的欧洲白人国家，最尖锐地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对于醉心于人物创作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扰，画亚洲人的形象欧洲人接受起来会有隔膜，而我又不想表现外国人，因此，我就将最能显示民族特征的人物面部包裹起来，人种、国度这些具体信息被遮蔽了，人就变成了大写的人，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符号，画面中呈现出一个具有集体名词意义的女性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度的具体女人，这正是我喜欢的效果。

　　陶：你的作品很个人化，你是如何形成这样的个人风格的？

　　刘：其实，我一直是一个肖像型画家。不同于对情景或故事想象等对内容感性兴趣的艺术家，我总是敏感于人物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能是一个女性的身体——女人体，也可能是一个女性的面孔——脸部肖像，因此，我的画面基本上属于一个人、一张面孔，即身体肖像或面孔肖像，十分的单纯。

　　在我从事艺术创作早期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家全面开放后潮水般涌进的西方文学、哲学等理论着作，我们如饥似渴，引发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集体性阅读、思考和对终极问题的追问，那是一个精神大于物质的时代。然而，随之袭来的经济大潮，突然就把人的状态改变了。我之前画的女性人体包含着深度思考、终极追问的状态渐渐失去了某种语境而变成了似乎是纯个人的自呓，与时代失去了关联。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地去深度化，后现代式的感性、肤浅、调侃、恶搞、滑稽、荒诞的时期到来了，而我身在其中，感觉随之逐渐也发生了转变，就想表达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一种感性的东西，开始了具有性暗示的《失忆的鱼》系列，进而发展到从身体肖像向面孔肖像的转换。以前为了摘除人物的具体性，我画的人体尽量遮蔽或淡化人物的面部，而我实际一直对人的面孔极有兴趣，我感觉这是一个人最丰富、最复杂、最有变现力的部位，所以，近几年我一直沉迷于女人的面孔，表现这个时代的她们对于美丽和性感的无所忌惮的自我彰显，如果我们将70年代的杂志封面哪些飒爽英姿的女性形象于现在的封面女郎相比较，其间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有此可见我所记录的这些女性形象总会随着我所处时代的精神语境的改变而发生着极大的转变，基本可以说是从早起的“生命之重”，演变为现在的“生命之轻”，从理性的内敛深沉转变为当下的感性、表面和轻浮；从终极思考式的哲理化转为性感的和物质的，从自闭走向了开放。这种人物精神的转变于我貌似一种随波逐流式的精神放逐，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形象记录者，我眼前周遭女性的存在状态的变化必然会从我的人物形象中反射出来，我无法回避她们的真实存在，就像我们再也创作不出70年代“工农兵”式的彰显质朴、中性与亢奋的充满革命豪情的女性人物形象一样。在当下，各色时尚、性感妖艳的物质女孩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注视和挑逗着我们，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女性形象大观在我的画面中被波普地记录和呈现出来了。

　　陶：你的艺术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80年代的《冥想》系列，90年代的《自语》系列，20世纪初的《失忆的鱼》系列，到如今的《丽色唇语》、《倏.唇语》系列，这些都是艺术与时代语境的互动。那么当今时代变化如此之快，你的艺术创作会随之作另一次变化吗？

　　刘：一定的，我现在正在思考新的系列。